看完中央和总部通报的情况后，刘一民才知道自己未雨绸缪、下了那么多功夫做项英和叶挺的工作，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白费了，皖南新四军还是掉进了**和日军的陷阱中。

从苏北与叶挺长谈到在西安六届六中全会上见项英，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新四军军部仍然留在皖南的云岭地区。刘一民想想就想骂娘！

但是，刘一民现在顾不上骂娘了，要是眼睁睁地看着皖南事变悲剧发生，那他就不是刘一民了！

刘一民心里明白，这也不能全怪叶挺、项英，最早把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国共双方商定的。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序列，不要说军部撤离皖南了，就是叶挺、项英要离开皖南，也得向顾祝同请假，否则就是违犯军纪，有顾祝同说的没有叶、项说的；而且，皖南战略地位重要，一般情况下中央也下不了彻底放弃的决心。虽然自己早就对主席说、对叶挺和项英说新四军军部留在皖南危险，但危险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战略意识的领导，谁会真正舍得放弃这个战略支点呢？可惜，等危险真的来的时候，再想主动舍弃皖南都很难办到了。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叶挺、项英为了执行渡江北上任务，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先后选择三条线路渡江：

第一条线路是北线，即从军部所在地云岭直接向北经铜陵、繁昌过长江。这是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的交通线，叶挺、张云逸率江北指挥部渡江时即沿此路线经过。这条路优点是路程较近、群众条件较好，不经过国民党防区。沿途所经地区为我三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经过50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渡江。叶挺、项英于11月中旬派军部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和参谋张云龙等率领一些干部和部分战土组成先遣侦察分队侦察渡江路线，收集船只，并在江北无为东乡临江坝成立了以曾希圣为指挥，张正坤、孙仲德为副指挥的渡江指挥部，负责北渡的准备工作，准备全军在12月中旬突然北渡。可惜，国民党一边明令新四军由铜陵、繁昌北渡，一边密令李品仙调集两个师到桐城、庐江、无为一带，控制渡口，修筑工事并抢去我收集到的部分船只。就这还不算，国民党故意在报纸上宣传我军由铜陵、繁昌北渡消息，导致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增兵，加强了沿江地区和大江上的巡逻与戒备，使我“暗渡”长江计划落空。我军再向铜陵、繁昌前进，势必撞上日伪军加强后的防线，即令我军能够突破日军防线成功渡江，也逃不过李品仙两个师黑洞洞的枪口。此路不通！因此，12月14日，陈毅、**在致项英并报中央的电报中说，“日军已在三支队附近增兵，在沿江的沙洲扫荡。桂军在江北备渡口筑工事，抢夺我收集的一部分船只”。“此种情形如继续发展，实有碍我军之转移。全军向江北转移，据各方考查恐难做到。将来只能一部移江北，大部还须经江南”

第二条线路是东线，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的交通线，沿途曾设过兵站，有一定群众基础，12月初的时候军部1800名非战斗人员曾从这条路到苏南转而渡江北上。但是，顾祝同在这里部署有第52师和第108师两个师的兵力，并且不准我军从此通过。而且，苏南的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报告，苏南日伪军已知道我军要从此地渡江，开始了大扫荡，此路也不通！

第三条线路是南线，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线路缺点是部队缺乏侦查，地形不很熟悉，优点是南线只有第四十师一个师三个团，即令发生意外，以皖南新四军主力打三个团，也有冲过去的把握。而且，叶挺也曾亲自去见顾祝同，请求通过此路线绕道北上。顾祝同信誓旦旦地保证用人格担保该路线没有日伪军，是安全的。

历史上新四军军分会在12月28日最后决定的路线就是南线。结果，将新四军军部9000名忠勇将士送进了上官云相的伏击圈。

虽然叶挺、项英做了这么多工作，但是他们耽误了时间，错过了渡江北上的最佳时机，使得原本可以很顺利的秘密北渡成了泡影，给新四军造成了绝顶危机。

当然，新四军之所以延迟到现在还未行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来电，要送八位同志要到皖南来随军北撤。鉴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重要性，叶挺和项英只得等他们。结果来的不是8个人，而是30个人。历史上，这30个人27日到云岭，项英28日召开新四军军分会，研究北撤路线，下令总动员，1月2日下大雨，4日部队才开始行动。

今天已经是12月27日了，上官云相的四十师已经在茂林地区的关隘星潭一线部署就绪了，如果叶挺、项英仍然抱有南下安全的幻想或者是以为可以用新四军六个团去突破四十师三个团布设的防线，皖南事变就不可避免了。

刘一民绕室徘徊，思虑再三，起草了中央并转叶、项、刘、陈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