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战前宁静的夜晚，夜深的时候，风儿从木窗户上钻进来，吹的人心里冷飕飕的。

一盏马灯，放在放桌上。刘一民、罗荣桓、曾中生、谭政、蔡中五人围着桌子团团而坐。风儿吹进来的时候，马灯的里的灯芯子一闪一闪的，忽明忽暗，把四个人的脸色都笼罩在了灯影里。

蔡中刚一说完，谭政就反驳道：“蔡主任，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只是说了同志们的意见么，对还是不对，我们再研究。你怎么张嘴就说是东拉西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呢？这不是对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么？”

刘一民算是服气这些老革命了，一张口火药味都十足。他心里知道，蔡中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不愿意任何人说他一个“不”字，言语之间自然是火气十足。这谭政在我军历史上是仅次于罗荣桓的政工专家，怎么说话也是这么冲呢？战争年代啊，还真的是有意思。

就见蔡中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吼道：“说东拉西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都是轻的，往重里说，这是标标准准的搞破坏，和蒋介石的污蔑、小鬼子的污蔑如出一辙。我告诉你，谁要想在教导师里兴风作浪，往司令员身上泼污水，我蔡中第一个不答应！”

谭政也恼了，也是把桌子一拍，呼地一下站了起来：“这是党的军队，不是你蔡中的军队！党的制度必须坚持，耍军阀作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罗荣桓生气了，喝道：“老谭、老蔡，你们这是干什么？是讨论问题还是骂娘吵仗？大战在即，两个指挥部即将分别，这一别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有多少大事需要讨论，你们却在这里顶牛干仗！岂有此理！”

蔡中和谭政两个都气哼哼地坐了下来。

罗荣桓转向刘一民：“司令员，你说吧。还有什么事情交待的抓紧时间说，一会儿还要和参谋长一起研究内线作战计划。你得把我们预设作战计划敲定后才能走。”

刘一民摆摆手，说道：“不急，听听不同意见有好处。事情都是要摆到桌面上说的，理不辨不明么！谭副政委，你还有其它意见没有？”

谭政说道：“司令员，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我的意见，是同志们的意见反映到了我那里，我不得不向你汇报。”

刘一民点点头，然后又询问到：“还有别的意见没有？”

谭政摇摇头，坐在那里不说话。

曾中生生怕刘一民再和谭政两个对上了，忙说：“司令员、政委，趁这个机会，让钱壮飞来把近日的敌情报告一下吧？”

刘一民还是说不急，然后对谭政说道：“谭副政委，有些事情你不是很清楚。蔡主任把大部分情况都给你说了，我解释一下地方政权和部队中有地主子弟问题。山东啊，比不得陕西。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家境富裕的人家也相对比较多。抗战爆发后，山东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地主子弟都起来抗日，有参加我军的，也有参加**的。倒是很多地痞无赖那样的流氓无产者反而当了汉奸。这个情况同志们都清楚。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起来抗日。地主子弟也是中国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有文化的青年，日军侵略中国，可不光光是打穷人，富人也在劫难逃。只要是愿意抗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应该团结的。象临、费、峄、郯四边联办事处的万春圃同志，不但把家里的粮食武器都捐了出来，而且还把自己拉起的队伍交给了我们，全家人参加抗战。这样的同志不能简单地以地主子弟来称呼、来划线，而应该树立为抗战模范。这里面就牵涉一个问题，也是我在红大、抗大经常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点，是我们的思想路线，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们看什么问题都要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去看，不能教条，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

谭政习惯性地拿着笔和本在记，刘一民看不清他的脸色，又说道：“还有一点，就是你说的思想斗争问题。你说的很对，工作忙不是理由。这里面啊，有个认识问题。在我看来，光靠思想斗争解决不了问题，相反还容易产生副作用，也就是肃反、肃托之类的内斗，搞到最后就会发展成你斗我、我斗你，人人自危。这样的悲剧太多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斗就是苏联前年和去年搞的大清洗，我们从日军那里缴获过一份情报，上面说斯大林搞大清洗，把五个元帅杀了三个，海空军司令全部被杀。还说第一届人民委员会15个委员，斯大林杀了九个，只有六个幸免。这幸免的六个人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外，剩下的四个人都是提前去世的。也就是说，斯大林通过思想斗争把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全部干掉完了。日军也是由此判断苏联红军战斗力大受削弱，才敢于不断地以师团规模的部队挑战那么庞大的苏联的。”

谭政马上抬起头问道：“你说的情报在哪里？会不会是日军伪造的？”

刘一民看了看谭政，掏出烟来，吸了一口，有点伤感地说：“我也希望是日军伪造的，可惜那是真的。情报在钱壮飞那里，你想看，可以让政委给你签字去借阅。但这是高度机密，不得扩散。其实，你想想我们过去的肃反扩大化和最近发生的肃托扩大化就明白了，王明、康生、张国焘、夏曦他们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那叫残酷斗争。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原则性强，但是也说明你的思想认识与教导师骨干干部的认识有差距，需要再学习研究。”

这是当面批评谭政了，罗荣桓和蔡中都把眼光盯在了刘一民脸上，生怕他说的更严重了。

刘一民猛吸几口，把烟头扔掉，说道：“解决党内问题不能单单依靠思想斗争。靠什么呢？靠制度、靠监督制约。我们教导师之所以上下团结，愈战愈强，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部队管理制度化。有了好的制度，每个人都职责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那要是有人不履行职责怎么办？那就是干部战士的监督、老百姓的监督。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当然，我们可以研究，是不是建立一个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种体现。不光是山东局，每个党小组都要开。”

说到这里，刘一民停一下，思索了一会儿，问谭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向你反映这些问题的，应该都是今年以来从陕西派到山东的干部吧？”

谭政仰起脸思索了一会儿，回答到：“应该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