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遵义会议的有随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其中政治局委员6人：秦邦宪(即博古，**中央总负责人)、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11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邓小平(《红星报》主编)、刘一民（中央警卫师师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了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由于刘一民的到来，**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加上由通道到贵州红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军事指挥权问题已经不是需要会议解决的迫切问题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升到了急需解决的高度。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比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多了三个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警卫师师长刘一民都列席了会议。
博古开始作报告了。
从通道遇见刘一民开始，博古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应该说走一路反思了一路。因此，博古今天做的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总结的比较到位，对自己主观上的错误检讨得也很诚恳，在报告结束的时候，博古主动提出自己不适合承担党内总负责人的责任，并要求辞去常委的职务，请会议推选新的党的负责人。
刘一民坐在会议室一角，听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博古的报告竟然是这样的，与历史上遵义会议时博古的表现反差太大，看来，博古也是忠诚的革命者，有改正错误的勇气。
博古做完报告后，周恩来也做了军事工作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进行了检讨，做了很诚恳的检查。
两个报告做完后，开始了会议发言。张闻天针对博古报告中总结失败原因不到位的地方进行了批评，发言吸纳了**等人的意见，也有刘一民在通道和斯通争辩时的思想，特别提出了刘一民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张闻天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专门指出：“在通道的时候，原十八团代理团长刘一民同志就说过，我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党在政治上幼稚，忽左忽右；指导思想上模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组织上机制不健全，缺乏独立性，导致产生肃反扩大化、三人团凌驾中央之上等错误现象；军事指挥上先是与敌拼消耗，搞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放弃了红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战略转移后，又一味逃跑，造成湘江惨败。一个刚参军的新同志都能看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看不到呢？”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现非常成功。接下来，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朱德、陈云、**等都作了发言。对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的发言仍然是那么幽默犀利，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其他红军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则是结合具体战例的成败得失，把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批驳的体无完肤。李德听得实在受不了了，忍不住咆哮：“难道你们想让我一个德国人来为你们的失败负责么？”咆哮完后，就摔门走了。
应该说中国**的独立意识就是随着李德的摔门离去而真正开始觉醒的。
中午的时候，开会的人都在红军总部就餐。
吃完饭，刘一民找到**、周恩来、朱德，报告在清溪镇战斗中缴获了敌中央军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随身携带文件，里面剿匪通报中有各地红军活动情况，除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和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外，陕北也有红军，领导人是刘志丹。
**一听就问文件在哪里？
刘一民取出文件交给了**。**、周恩来、朱德三个人看后，周恩来问还有没有其他佐证？
刘一民忙将审问韩汉英、唐云山的笔录拿了出来，并且说，这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我在镇远与工商业代表座谈时，其中一个票号掌柜是山西祁县人，他说他们票号在榆林开有分号，但没有在延安附近开，原因是陕北也在闹红，领头人叫刘志丹。
周恩来想了一下，刘志丹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与**同期。
**说：“这样的话，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战略了。”
朱老总说：“湘西去不了，就是去了也呆不住。苏区现在回不去，回去了还要面对蒋介石的疯狂围攻。四方面军西进后，现在根据地也不稳固。是得认真研究红军转移的落脚点啊。”
**问：“刘一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刘一民回答说：“我参军晚，见识有限，这些大事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只想跟着党、跟着**、周副主席和总司令打胜仗。不过，我考虑，我们红军要想真正发展，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现在和国民党作战，胜也好，败也好，在许多老百姓眼里都是打内战。我们红军提出的北上抗日的口号很好，要是我们能够真正北上抗日，必然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呼应和支持。如果机会成熟，甚至可以联合国内各种势力，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样，既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又可以让我们的红军发展壮大，积累力量。而且，按照目前情况判断，日本人恐怕不会是仅仅占领东北这么简单。据韩汉英交代，蒋介石政府内也有人判断日本会全面侵华。据韩汉英说，蒋介石到贵州追剿我军，一方面是想消灭我们，另一方面是想让地方军阀和红军拼斗，消耗双方实力，第三方面是夺取西南政权。据说此计出于蒋的高级谋僚杨永泰之手，在蒋内部高层称为一石三鸟之计。唐云山也交代，蒋介石是准备夺取贵州、四川政权后，建设西南大后方，准备将来和日本大打的时候，有个坚守的地方。唐云山还交代，薛岳接到的命令不是追击红军，而是直插贵阳，督促王家烈的黔军和龙云的滇军北上追击红军。清溪镇战斗时，中央军是往贵阳去的，不是往黔北来的。韩汉英这个人，领兵打仗一般，但在军事修养上是不错的，要不然我就把他和唐云山枪毙了。”
周恩来问：“陕北这地方你了解不了解？”
刘一民说：“我没有去过，不了解。只知道那里是李自成的家乡，荒凉贫困。不过从战略上讲，可以东出山西、北连蒙古，西略宁夏甘肃，南下八百里秦川，回旋余地相当大，而且远离蒋介石的核心统治圈。”
**说：“恩来，我们得马上想法收集陕北红军和陕北的有关情况，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最起码可以让我们多一个选择。如果能够确认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结束漫无目的的转移了。”
朱老总说：“要是能在会上定下决心，我们的战略目标就要发生大转变了。刘一民同志，你可真是我们红军的福将，带来的不单是新观念、新思想，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喜讯。真要好好感谢你啊！”
**说：“朱老总，这是胸怀全局、战略思维。刘一民同志，好好努力，我们红军大有作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