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至北齐世家大族依靠奴婢耕牛获得大量土地，但说到底，这些土地属于国有，而永业田的兼并则属于土地私有。

高澄现在面临一个窘境，人口越多，人均分得田地越少，百姓越贫困，也更容易卖身为奴，从而使得田亩更向世家大族集中。

改革税制，由按户收取人头税改为按人收取人头税，效果有。

按户收取人头税的唐朝15年新增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按这样的速度换算，人口翻倍25年足矣。

而高澄所要效仿的汉朝，人口翻倍却需要38年时间，足足能够延迟13年。

改革税制从来都只是延缓人口增长速度。

汉朝除了因对外扩张，穷疯了的汉武帝将幼童的人头税提前到3岁，其余都定在了7岁，这也是考虑到了古代婴儿夭折率的问题。

人口税并非从出生就开始收取。

改革税制，同时配合废除奴婢、耕牛授田，让世家大族的畜奴行为除了个人享受之外，得不到任何利好。哪怕高澄将奴婢的人头税设置极低，也能逼迫世家大族大量释奴。

高澄管不了后世子孙怎么做，但在他的执政下，废除奴婢、耕牛授田，维护永业田不得买卖的制度，就是对土地兼并的重拳出击。

这一行为不能等到统一全国再开展。

必须在掌控力度最强的关东开展，将来陆续吞并其余地区，便能自动纳入关东体系。

真要等将来统一之后再实施，所面临地将是全国性反对，叛乱也将周而复始。

特别需要提出一点，按户收取的人头税税额与按人收取人头税税额不同。

按户收取，每一夫一妻每年收布帛1匹。

（汉朝时一匹布大概300钱，唐朝贞观年间一匹布大概360钱，没查到北魏至北齐的数据，就以300钱为算。）

恢复汉制，按人收取，以汉朝人头税最高的汉武帝时期为例，成年男女每人每年120钱。

即一夫一妻每年240钱，这意味着在孩童长到7岁缴纳20钱的口赋以前，所需缴纳的税额是要低于按户收取。

也相当于三个孩童7岁以后，所需缴纳的赋税才与按户收取相同。

而前7年，每年可为百姓减税60钱。

因此税制改革，对于拥有子女不超过三人的夫妻，几乎没多少影响，甚至还能给她们在前7年减轻负担。

真正受到影响的是生小孩跟产猪崽一般的人家，但他们享受7年减税的同时，也只需要熬过剩余8年即可。

高澄回到府中，当即写信对税制改革与高欢做具体汇报，之前的沟通已经得到了对方同意。

在税额上，高澄效仿汉武帝，十五岁以上成年人，人均120钱，但在儿童口赋，他提升了20钱，即40钱。

养育三个子女，前七年每年节省60钱税款，后八年相较于按户收取增加60钱的税款。

换算下来，一夫一妻在同一时期养育三个子女成年所承担的税额不变。

与高欢详尽说了这些，便开始着重提起废除耕牛与奴婢授田。

如今河北的倍田制度已经举步维艰，高欢在给高澄的回信中也深感忧虑。

高澄的应对之举正是效仿隋唐，连人的田地供应都已经出现短缺，哪还有空余再跟耕牛分配。

而废除奴婢授田高澄也说得清楚，就是要让士族畜奴变得无利可图。

既然畜奴无利可图，对于奴婢的人头税高澄定得极低，成年良民人头税120钱，儿童40钱。

高澄却只给奴婢定了20钱，相当于15名奴婢缴纳300钱，即一匹布的算赋。

20钱的税额对于世家大族属于可以承受的范围，总不能将他们逼迫过甚。

废除耕牛及奴婢授田势必招至世家大族的一致反对，但这也是改变土地向世家大族聚集的唯一办法。

奴婢越多，世家大族所获得的土地越多，从而使得可供平民分配的土地越少，因此更多人陷入贫困，不得不沦落为奴，而地方分配田亩，永远是世家大族的奴婢优先获得，这也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

世家大族手中的田亩虽然是公产，但只需他们维持奴仆数量又与私产有什么不同？

高澄觉得废除奴婢、耕牛授田不止自己要坐镇河北，更需高欢派大将协助。

五姓四族

高澄在给高欢去信的同时，高隆之受命先回了洛阳，为元善见说戏。

而高欢的反应很迅速，收到高澄来信后，他立即派遣刚回晋阳休整没几天的窦泰领兵三万出太行滏口陉，屯驻殷州。

太昌六年（537年）九月二十四，元善见召开朝议，商议废除奴婢与耕牛授田，同时改革税制，废除户调，恢复旧制。

远在沧州巡视盐场的高澄闻讯，向洛阳上疏劝阻，却遭怒斥。

元善见批复道：

‘朕蒙相王厚爱，冲龄践祚，以历六载。观政数年，略有所得，何故至今仍不得自主？天子者，大将军且自为之！’

刚刚结束沧州之行来到瀛洲的高澄接到批阅，惶恐不已，当即卸去印信交由天使带回洛阳，自己则戴罪于瀛洲，等候天子发落。

他们之间的这场戏，寻常百姓当了真，痛骂天子昏聩，不听忠良之言，对于为民请命的小高王，多有同情。

但真正的世家大族如河北四姓五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以及渤海高氏，又怎会不清楚其中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