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垂死的城市中醒来。城里有几处仍冒着火光，港口建筑物已被夷为平地，运送粮食和疏散受伤民众的船只停泊在奥贝斯德湖，无法停靠码头。

到了晚上，码头人员才清出一块地方让船只载卸人员和货物。我赶了过去，找过一艘船又一艘船，终于找到一艘开往挪威的船。那艘船叫“安纳”号，运载水泥前往特隆赫姆市。这个目的地正好适合我，我想通缉令应该不会发送到那里去。德国人做事一向有条不紊，但码头乱成一片，指挥命令更是令人无所适从，这样形容已经很客气了。我领子上的党卫军徽章似乎替我塑造出一种形象，让我轻易就上了船。我拿出派遣命令给船长看，并向他说明文件的意思是指我必须挑选最直接的路径返回奥斯陆。在现在这种局势之下，我必须搭乘“安纳”号前往特隆赫姆市，然后再搭火车返回奥斯陆。

搭船返回挪威的旅程花了三天。我走下船，拿出证明文件，被放行。然后，我搭上开往奥斯陆的火车。火车之旅花了四天。下火车之前，我走进厕所，换上从布洛海德那里拿来的衣服，准备迎接第一个挑战。我走上卡尔约翰街，天气十分温暖，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两个少女互相挽着手臂迎面走来，经过我身旁，咯咯大笑。汉堡的人间地狱似乎已远在几光年之外。我的心充满喜悦。我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重生了。

洲际饭店的前台接待员戴着眼镜，仔细查看我的身份证明文件。

“欢迎光临洲际饭店，樊科先生。”

在鹅黄色的饭店客房里，我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聆听外面的城市声响，试着念出我的新名字——辛德·樊科。这名字很陌生，但我明白，这也许行得通。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诺玛迦区。

……男人叫伊凡·尤尔。他似乎觉得我讲的故事难以置信，就跟其他大后方的男人一样。他们当然会觉得难以置信。我如果说出实情，说我曾经在东线作战而现在是命案通缉犯，只会比当逃兵后经由瑞典回到挪威更让人吃惊。他们通过情报网络核对我的资料，收到这个名叫辛德·樊科的士兵据报已经失踪，可能已叛逃至苏联阵营的确认。德国人的系统真是井井有条！

我的挪威语十分标准，这可能跟我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叫辛德的农村小子竟然这么快就摆脱了居德布兰方言。我来自挪威一个小地方，就算是我年轻时（年轻时！我的天，不过才三年，却恍如隔世）的熟人遇见我，肯定也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变了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