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实行的是精英教育，成其是唐代以前，一般只有门阀官宦人家子弟方才有权读书识字，平民百姓识字得极少。这种愚民政策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然则不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欲真正成为所谓的礼仪之邦，且又不能丧失尚武精神。推进全民文化教育势在必行。而且必须开展白话文教育，之乎者也的老百姓谁听得懂啊。但吾所料，这一教育的改革必会阻碍很大。因为很多读书人必然会认为改革触犯了他们的特权和尊严，必然会多有反抗。这些还得认真对待。
二、由于儒学教育的影响，中国从汉朝起慢慢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对统一的强大渴求性。然而儒学独尊的地位慢慢消磨了人们心中的尚武精神，‘万般皆为贱，惟有读书高’。这是什么狗屁理论。怪不得宋明清等朝对内凶狠残暴，对外则卑躬屈膝。没有了尚武精神的中华民族后来变得任人欺凌。我一定要改变这一情况，决不能任儒学一家独尊。而要让‘百家争鸣’的时代重回现在。如此，不须两三百年，必然能够逐渐发展出平衡灿烂的中华现代文明。当然，为了社会的理性发展，法家的理论必须置于主要地位。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法家理论是极不完善的，我必须要认真的修改后方能行之于世。
三、以前唯有门阀官宦子弟可以出仕，平民要想出仕，途径极为有限。汉代好像必须要州牧、刺史得推荐举了孝廉方可以出仕，然这一机会对许多有抱负的平民来说实在太少。还有就是参军一途了，然而这种刀口舔血中求富贵的偶然性也比较大，不是稳妥之计。故我考虑欲将后世的科举制度引入现世来选拔人才。当然绝不能考八股文等那些狗屁不通的禁锢们思想的东西。最好考一些实实在在，能为国家、为百姓谋福得的东西。而且科举也得分为文举和武举。一个国家如果过于重文则会像宋王朝一样经济文化极为发达，却被北方蛮族按头暴打了三百年。但若像秦王朝一样过于黩武，则又会耗尽国力，二世而亡。故我决心要在社会上形成文武并重、文武相济的正确社会风气，那样方可保万世之安。
四、另外作为国家存在与否基石的军队亦必须改革。现在的军队大多是作为将领私人财产而存在。士兵大部只知有将领，不知有帝王，更不知爱异百姓。如此军队能不叛变不断，祸国殃民。我也必须加以改革，使其知晓百姓才是军队最高的统帅、帝王乃是百姓之代表、将领只是帝王之臣属耳。如此令军队知其出身、忠于万民，方可以灭其祸、用其能耳。这一点极像我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见笑见笑！啊啊啊！
想到此，我送命召集各部文武，将上面的四点意见对其等细细说明。果不出吾所料，我的作法不要说下面的官史就是我身边的这般大佬都不愿同意。这不，不服的人就一个个跳出来了。而我也准备好学诸葛亮舌战群儒。
荀氏叔侄官宦世家，首先就对第一条不太理解。荀或道：“主公，臣闻圣人言道‘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若令其知之，恐难以管教矣。”我笑道：“此谬论也。君等亦知之，怎不难以管教也。民若不能知之，国破家亡之时焉能同心协力抗拒外敌耶。而民若知之，必能指出官府执政之误也，亦有利于吾等自省，官不敢苛待于矣。”荀或无语。荀攸道：“虽如此，然孔子乃吾等读书人祖师也。若废至圣先师之位，恐天下读书人不服耳。”我叹气道：“人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天下各行，皆有其圣。奈何非欲将孔子为尊耶。若读书者为尊，无农为汝种谷粮、无商为汝通有无、无工为汝造百物，读书者能活否。故我决定给予各行业以平等地位，不分贵贱。汝等若想不通，可在市井之上询问诸行人等，是否皆服汝等读书人独尊焉。”贾诩亦道：“虽则如此，恐天下读书人不服耳。”我笑道：“我早已料之。历史上大凡每一次革新，皆有较大阻力。皆因独犯特权阶层之利益耳。如魏国的李悝、吴起变法，秦国的商央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等，无不和保守势力有过非常激烈、甚至是惨烈的斗争。但吾之改革损少数人而肥天下百姓，虽前面是悬崖峭壁，吾独人亦义无反顾，决心毫不动摇。”由于各位谋士、武将和吾所处时间较长，皆受我影响较大。潜意识中认为吾从未出过大错，故对我之建议有惯性的认定皆以为吾是正确。故经过我的解释，亦慢慢认可。郭嘉提出不同意见道：“主公欲罢儒学之独尊地位，改以‘百家争鸣，法家为主’。然则秦朝以法家为尊，苛律害民，二世难亡，岂不为前车之师乎。”此话一出，不止文官、众武将亦纷纷点头：“甚是、甚是，主公对此条意见还须慎重啊。”我讲得口干舌躁，亦喝了口茶，接着道：“奉孝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秦二世而亡，非法家之错也。乃自对法家理论认识有误焉。”郭嘉诧异道：“此论吾从未听闻，愿闻其详。”我笑笑道：“秦始皇等皆以为法家之理论即是以刑法治国，此大谬也。世间各事，各有因缘，多不能以刑律来治之。秦用刑律治国，一则太苛、二则不能面面俱到矣，所以认为其大错特错也。我认为正确的法家思想其精髓绝不止一刑法也。诸君听真。可对杀人、放火、叛国等严重刑事罪行设立刑法以防之，以正纲纪。可立义务教育法规定天下子民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和义务；可立商法规范各商人、行业间的买卖及竞争行为，规定其有在法规犯围内自由经商的权利以及缴纳国家税赋的义务；可立农法规定农民有获得土地耕种的权利和缴纳国家税赋的义务；可立民法调整各农、工、商人等之间的债务、日常纠纷等问题；可设立赡养法规定士民工商皆有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义务，违者严惩；设立税法规定国家无论大小官员、工农士商皆有按其收入缴纳税赋的义务，帝王亦不可例外，以及规定各行人等皆服一定时间的国家遥役，但此一点国家官员因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可以免之，就算是一点点特权吧，但其他人等则必须行之或以钱代办；甚至可设立婚姻保护法规范男女之间的婚姻，严惩通奸等道德败坏行为；以及妇女孩童老人保护法，规定无论何种原因，平民皆不能对妇女孩童老人施以暴力或恶言相诲；设立防贪污腐败法，严惩国家各级官员贪污国家财产以及黩职、工作不力等行为。诸如此类，法家思想其实际蕴含之精粹非常博大。岂可以刑法一法而概之耶。当然对触犯以上律法律的行为量刑不能过重，过重则易激起民变，过轻则有纵民之嫌，故需量情而定。如若天下万民皆能知法而遵法，各级官府亦能遵章办事。即使以法家为主，社会焉能乱也。如果能达到百姓只知有法要遵，而不知有官府存在，那天下可就真正安定喽！”
郭嘉等听言皆大悟，方晓以往之法家理解皆过于偏颇也。郭嘉等相视而起身道：“吾等今日方知实乃井底之蛙也。今得主公教诲，如拨云见日一般茅塞顿开也。吾等愿竭诚尽力为主公建立一法治国家也。”我喜道：“诸位请坐。我以法家为尊，亦非不尊儒学耳。儒学亦有其独特作用。如其忠君、爱国思想亦十分可贵，中华民族若想长治长安，万世永存，儒学亦必不可少也。但想我的想法应是：法家为尊，儒学为为辅，百家争鸣耳。如此方可达到兼听则明，旁听则暗的境界。当然，对于百家争鸣亦要有所取舍。如若一学说对民众、对国家有益，即可容其发展。如墨家学说，鲁班等能工巧匠所作各种器物皆可促进生产、改善生活，亦可鼓励之发展。相反，如若有人善布异端邪说，扰乱人心或意图造反者，必严令禁止，镇压不赦。诸君明白否。”众人听得聚精会神，纷纷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