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改革

在五代十国时期，要是说皇帝质量最高的一朝，那绝对是后周，后周有三位皇帝，一个是郭威一个是柴荣还有一个小孩柴宗训，柴宗训咱们直接就不管了，几天的小皇帝，就被赵匡胤黄袍加身搞掉了。

这里单说郭威和柴荣，柴荣不用多说，公认的五代第一明君，而郭威在名气上就和郭威差了一点，很多人在评价的时候，柴荣是第一，李嗣源是第二，其实柴荣第一，这一点没什么悬念，争议就在郭威和李嗣源，到底谁是第二。

李嗣源唐明宗，他执政的几年中原经济得到了发展和恢复，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过了几天好日子，这在五代的确算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郭威执政的几年，猛地一看的确没有李嗣源整的那么好看，没有那么歌舞升平，但是我觉得李嗣源和郭威相比，李嗣源站着天然的优势，那就是李嗣源在位时间比郭威要长，郭威当了四年皇帝，而李嗣源则是七八年皇帝。

郭威的开端我觉得要比李嗣源的好一点，但是郭威没有时间去执行他的那些计划和见到他改革的效果了。

但是他的继承人柴荣就是站在郭威的肩膀上继续推行改革，柴荣的功绩可以说都是郭威给他打下的好基础，如果没有郭威的良好基础，柴荣想要干一番大事业，那绝对不简单。

郭威的改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基本上各个方面都曾经涉及到，但是还是以经济为主，下面咱们还是来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革除杂税，减轻负担。五代时候的百姓，还是很苦的，所以五代又被称为“五季”“季”就是“末”的意思，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末日。

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说而已，而是当时的百姓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几个简单的小例子，咱们肯定还记得之前说过的“鼠雀耗”，一般情况下的鼠雀耗都是一斛粮食两升额外的“鼠雀耗”，但是在五代时期，“鼠雀耗”一度涨到了一斛粮食两斗额外的“鼠雀耗”。

一斛等于十斗，等于一百升。原本一斛加两升，这是百分之二的增加量，不管咋说还能接受，但是后来一下子增加到了百分之二十，这就不是简简单单的“鼠雀耗”了，而是变成了官府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方式。

除了“鼠雀耗”之外，还有一种叫叫做“称耗”，这个比起“鼠雀耗”来更加的无耻和无理。顾名思义，因为那时候缴税不仅仅要交粮食，还要交不少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在不断地称重中或许会发生一些损耗，而这些损耗按理说应该是忽略不计的，但是这些五代的官员们，还真是天才，发明了一个“称耗”，也是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些东西，到了郭威这里，全部被终结了，郭威一声令下，这些东西全部被取消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再有一个就是盐税，那时候的盐税是非常重的，自从唐朝搞起了榷盐法，盐利就成了国家的重要收入，没有之一，它就是国库最重要的收入，一度占据国家财政的半壁江山。

其实盐利的来源，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这所谓的盐业专卖，其实还是搜刮老百姓的一种方式，吃国家的盐就要交税，而且国家故意将盐价提高，要的就是搜刮老百姓们。

那时候盐税也是很重的，举个例子，一石（一斛）食盐，要交一千钱的税，而且还要抽一斗盐。后来郭威就把这个改了，税收变成了八百钱，而还是抽一斗盐，虽然减轻的幅度斌不大，但是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再有就是关于贩卖私盐这一点的规定上，因为国家盐业专卖，所以那时候国家对于贩卖私盐查的很紧，只要是逮着，不管搞了多少私盐，一律是杀无赦，但是郭威稍微人性化了一点，规定五斤以上才处死刑，这的确算是很人性化，可能有人会说五斤也不多啊，但是就要杀头，这是不是太严厉了，怎么能算是人性化呢。

那时候私盐贩子，的确是应该杀头，他们既然是专业贩私盐的，那么搞的绝对不会少于五斤，所以这些人逮着还是要杀。但是还有一些自己搞一些私盐自己并不贩卖，而是自己用，或者为了生计小量贩卖，而不是为了靠着贩卖私盐发大财的人，这些人应该给与一定的理解，不能都当成那些私盐贩子一样，全部砍了脑袋去，所以他的这个措施可能很多人觉得没啥用，但是确实很人性化的一个措施。

这些盐税或者说粮食税啥的，基本上还算是正常的，但是还有不正常的就是杂税之类的，而在杂税里面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税种叫做“输牛租”，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在早年朱温征伐淮南时，那一次杨行密本来算是主动进攻，但是听说朱温亲自来了之后，就撤了，但是朱温却是不依不饶，将淮南等地的耕牛抢掠一空，然后赶到了他的地盘上，交给淮河沿岸的百姓，这些耕牛算是政府租给他们的，这些租牛的人家，就被称为“租牛客户

”。朱温将缴获的上万头耕牛给百姓使用，然后向百姓收牛租，这就是“输牛租，”

这也算是朱温为以后的那些统治者们，做了一个贡献了。后来朱温死了，后梁名灭亡了，但是“输牛租”还在为国家的税收做贡献，几十年之后，到后周郭威的时候仍然在收，但是当年的牛早就死了。

此时距离朱温将这些牛送给这些“租牛客户”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就算是当时的人也早死了，更何况只能活上十几年的牛了。

所以郭威果断的下令废除这项既过时又累民的税收，减免了淮河沿岸那些为那些已经死去的牛所交的税收。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营田这件事，其实早在唐代前期，边境地区就已有由兵卒租种官田或者自己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开荒屯田，这就是所谓的所谓“营田”。

安史之乱的时候包括安史之乱以后，中原战争不断，藩镇崛起，营田就从边疆地区扩及到内地，这些藩镇也招流民为营田户，参与耕垦，又设营田务进行管辖。

此种官地的经营办法一直从唐朝延续到了五代。但是营田不属州县，多为军镇把持，基本上算是军方性质的地产，于是发生了军镇与州县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矛盾，影响政府赋役征调。

其实这也不是重点，还有一点就是营田所属，名义上是藩镇军队，但是实际上的军队很少长期控制营田的，所以到了后期，这些营田全部到了豪族地主的手里，而且营田属于军用，在税收和徭役方面有优惠，而对于营田的优惠不可能让朝廷买单，所以最终还是要转嫁到普通百姓的身上，所以无形中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不但如此，而且那些租种营田的普通百姓，负担更是沉重，他们承受双重剥削，一方面要给地主缴税，另一方方面官府还找他们要土产上供，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