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居正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皇权，他也只好打起精神说道：“臣一定尽快将城墙修复完毕。”
李太后又焦虑的说道：“相国，此事事关京师安全，可一定要找些得力的人来做啊。”
张居正有些警惕，果然李太后说道：“举贤不避亲，我父兄做事稳妥，家中也曾经做过营造，可以让工部包给他们做？”
张居正有些恼火，先帝就是这两个家伙进献的红丸毒死的！这才消停了几天，李太后又想要启用娘家人了！
肯定是王恭厂爆炸之后，李家父子又进宫蛊惑太后了。
张居正恨死了这对父子，但是如今的情况对他不利。
王恭厂爆炸之后，还不知道多少朝臣要对自己发动进攻。
在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再将皇室推到对立面上。
张居正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李太后的请求，将重新建造城墙的任务交给李家父子。
就在明廷一片混乱的时候，安南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
戚继光在占领了莫朝的大部分土地之后，就不再继续进军，开始安全新占领的土地。顾宪成带领一群从广西选拔的官吏来到了安南北部，开始搭建最基础的政权。
安南的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是照搬的中原，而莫朝经历了几次战败和宫廷内斗，基层早就已经失去了治理能力。
顾宪成带领的官吏迅速建立起制度来，压制住了地方上的豪强，获得了安南北部的百姓拥戴。
而且安南北部本来就和中原交流很多，大部分人说的都是汉话，所以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北莫王室眼看着大势已去，北莫和后黎又是势如水火，在权衡利弊之后，最后北莫君臣选择了向西进入麓川，投奔缅国这个割据政权去了。
北莫算是好归化的，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明廷一直在争夺安南北部的控制权。
每一次当明廷强盛的时候，就会影响甚至控制安南北部，所以当地对于东南也没有太多的抵触情绪。
就比如在二十年前，嘉靖十九年的时候。
当时的云南巡抚汪文盛建议下，云南的黔国公沐朝辅领兵云南的军队，再加上明廷征调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共十二万五千余人，分置三哨，自凭祥、龙峒、思陵州挺进安南。
商定部署后，沐朝辅进驻南宁，传檄莫朝臣民，声明莫朝太上皇莫登庸父子之罪，劝其降服。
莫登庸大惧，亲自经镇南关前往沐朝辅军中请求投降。
沐朝辅允诺，收取莫朝的地图、户籍，飞章上奏此事。嘉靖大喜，改安南国（莫朝）为安南都统使司。
但是后来沐朝辅早亡，而嘉靖沉迷于修道，明廷也开始进入严嵩执政时代，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
莫朝再次脱离了中原的控制，重新变成一个割据政权。
所以现在东南控制莫朝，对当地人来说不过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后黎那边的情况就不同了。
后黎占据的领土，是历史上中原设置的交趾地区，但是这个地区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和中原离心离德很久了。
而靠着北方屏障，安南中南部地区已经很久没有被中原王朝武力进攻过了，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意识。
最大的特点就是升龙府附近的百姓基本上都用越南的京语，而后黎官方也支持汉字变种的喃字作为文字，试图取代汉字在安南的影响力。
这种去汉化的行为，从十五世纪初的胡朝就开始了，至今已经影响了安南中南部一百多年了。
所以面对后黎，沈一贯给苏泽的上书中，建议使用和北方不同的策略。
清化阮氏在后黎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沈一贯建议东南支援阮家，扯起一支反对后黎权臣郑检的队伍。
靠着阮氏家族的名声，沈一贯又发挥起他在安南的“人脉”。
安南南部的气候比较热，因为和东南的蔗糖贸易，产生了一种名为“蔗糖种植园主”的新地主阶层。
这些蔗糖种植园主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和东南的贸易，所生产的蔗糖近乎于全部出口，所以和东南的商人关系密切。
但是如今的东南，也有自己的制糖业从业者，不少福建和广东的开拓者，跨海进入大员岛或者琼州岛上开拓土地建立种植园，甚至还有一些更有开拓性的商人，南下南洋建立种植园。
俗话说，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东南的蔗糖种植园主们，最憎恶的自然就是安南的这些甘蔗种植园主们，因为他们所占有的蔗糖贸易份额，是东南这些蔗糖种植园主们最觊觎的。
所以从安南之战前，东南就有一些制宪代表提出，要提高对安南蔗糖征收的商税，甚至限制安南蔗糖的进口。
安南的这些蔗糖种植园主们也很清楚，一旦他们被征收高商税，那么在蔗糖品质上，他们本来就不如东南的自产的蔗糖。安南种植园主们也清楚，实际上琼州和大员，自身的气候也很适合种植甘蔗。
如今安南能够竞争过东南的甘蔗种植园主们，主要是两个优势。
一个是大员和琼州的甘蔗还在引进，大量的种植园还在开垦当中，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大员和琼州是比较贫瘠和危险的地方，所以开拓的进度一直不快，还没有形成产业规模。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安南是“道德洼地优势”。
东南是禁止需要奴隶的，甚至连终生雇佣的佃农都是不允许的。
就算是前往琼州岛和大员岛上开拓的东南百姓，也是要在官府登记的，种植园主们不仅仅要负责雇工的衣食住行和安全，还需要承担高昂的人力费用。
但是安南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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