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的东南新军攻占汉阳，兵围了荆州府城，彻底切断了长江中游的航道。
广东的新军南上攻占韶关，已经在湖广的南部势如破竹，整个湖广南部都已经落入到了东南之手。
荆州知府徐学谟带领荆州新军在荆州城内抵抗，襄阳的明廷军队也在不断求援。
接到了这个消息，明廷的内斗终于告一段落。
两宫太后亲自派人前往中书丞相张居正的府上，托付国事。
紧接着，两宫太后全部称病，宣布撤去垂帘，将国事全部委托给张居正。
而张居正这下子不病了，他第一件事就是将李春芳赶出朝廷，派遣他巡视九边。
张居正重新掌控朝政，第二件事就是在明廷通缉颜钧，禁毁颜钧的学术。
不过颜钧的学术不立文字，他自己也从没有写过书阐释过自己的学术理念，而且颜钧都是给贩夫走卒讲学，也没有人系统的记录和梳理他的学术。
所以禁毁颜钧学术倒是进展很顺利。
但是颜钧有着充分的跑路和斗争经验，顺天府的捕快在京师城内搜寻了几天，都没有找到颜钧和追随者的踪影。
几天之后，佟安重新回到了国子监中，不过佟安变得内敛了很多，也不怎么参加学习会的活动了。
不过佟安这样在学习会隐退，倒是让那些学习会中的新进骨干松了一口气。
邹元标和赵南星这两个年轻人，是如今国子监学生组织的领导者。
他们出手大方，网罗了不少的支持者。
但是佟安曾经是公车上书的发起者之一，他本人又拒绝了上一次科举捷径，在个人品格上无可挑剔，所以一直在学习会中很有声望。
在佟安半隐退之后，邹元标和赵南星迅速活跃起来，成为国子监学习会的领导者。
不过很快，这两个人也发生了分歧。
邹元标在学习会中开始鼓吹张居正，他旗帜鲜明的支持张居正的所有政策，认为只有一个强硬的朝廷才能挽救大明，并且多次在明廷的《皇明新报》上发表文章，鼓吹张居正的新政策。
邹元标对于张居正的鼓吹接近于肉麻，甚至连不少学习会的国子监学生都看不下去了，主动和他切割。
但是邹元标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在报纸上连续写文鼓吹张居正，都快要将张居正捧到当世周公的地位上，肉麻的称赞他为“大明管仲”。
而邹元标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东南大患在前，只有一个强大的大明朝廷，才能够带领大明对抗东南。
但是邹元标也不是全然狂舔张居正，他也在报纸上对张居正的政策提出批评。
邹元标认为如今对地方督抚的姑息，地方势力的坐大，才让占据更大地盘的明廷，无法在对抗东南的时候发挥全部力气。
邹元标认为需要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利，增加京师朝廷的权威，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对付东南。
邹元标的说法不仅仅在国子监学生中受到追捧，甚至连不少明廷的官员也支持他的想法。
比起邹元标较为“激进”的支持中书丞相制度，赵南星则搬出了“圣王”的理论。
赵南星认为道德完美的圣王，才能够拯救如今的大明，于是赵南星开始编书，历数了古代贤明的君王。
在这份《帝说》中，收录了从上古尧舜禹开始的圣王，到元之前的皇帝，从这些皇帝的生平故事中挑选了一些小故事，编写成了一本小册子。
书上列举了古代君王的善行八十一则，恶行三十六则，赵南星甚至还自费请来雕版画师，将这些小故事配上了插图，自费印刷出版。这本小册子因为故事浅显易懂，而且插图精美，很快就在京师大受欢迎。
赵南星还在《皇明新报》上写文章，说明自己编写《帝说》的目的。
他是希望能够用所谓“圣王”的事迹来规劝朝廷，推崇那些古代德行高尚的君王，希望能通过恢复传统道德，来让大明再次强大起来。
张居正看到《帝说》之后，竟然没有生气，反而对赵南星大为赞赏，并且将这本册子改名为《帝鉴图说》，亲自勘定了其中几篇故事的史料错误，然后作为教育小皇帝的教材，进献给了两宫皇太后。
这么一来，赵南星反而要比邹元标更出名了。
张居正征辟赵南星做官，但是赵南星却直接拒绝，表示自己要参加科举做大明的臣子，而不愿意做张居正擢升的私臣。
张居正倒是没有对这个十六岁的年轻人动气，还私下称赞赵南星有德。
邹元标和赵南星原本交好，但是随着二人的分歧日渐变大，学习会也开始分成了两个部分。
山东，济州城内。
李成梁自从上一次徐州会战之后，就带兵返回了济州城。
返回济州城之后，李成梁一边继续推进张居正的新政，并且在胶东半岛上募兵设立棱堡，防止上一次东南水师从海上进攻山东，将他的军队拉着在山东乱跑的情况再次发生。
而从过年之后，李成梁又在山东搜罗了不少读书人，将他们聚集在济州城的新军大臣府上。
这也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出的主意。
在徐州会战结束前后，李成梁就和河南巡抚陈以勤打起了笔墨官司。
虽然因为张居正的关系，结果上是李成梁略占上风，但是皇帝驾崩后，让李成梁也产生了不安全感。
李家父子都已经意识到了，现在这个明廷的平衡是非常脆弱的，仅仅是一个风疾的皇帝驾崩，就差点破坏整个平衡。
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李如松建议父亲，网罗一批山东的读书人，帮着李成梁发声。
李成梁也意识到了舆论的重要性，陈以勤是文官士人，他本人的名声也还可以，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
所以虽然李成梁得到了张居正的支持，但是在舆论上一直被陈以勤压着一头，在京师文官中的名声也很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