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
许国将钞关法和市易法对比，这其实就是一种“诛心”之论了。
且不说你的钞关法到底实行的怎么样，一个“与民争利”的帽子扣下来，先假设钞关税法一定会被胥吏盘剥，就否定了钞关税法的意义。
苏泽心中微微冷笑，大明朝的读书人战斗力果然了得。
不过他倒是不慌，并没有就市易法和钞关税法的异同辩论下去。
苏泽直接推开这个话题说道：“与民争利，我觉得不是。”
“朝廷之所以要开征税源，自然是因为用钱的地方多了。”
“税收之事，自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北有俺达，关中地震，南方倭寇，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朝廷的钱不够花，这钱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要养兵要救灾，这钱从哪里来？还不是要增加苛捐杂税。”
“朝廷不行钞关税法，这钱就要从普通百姓身上征，若是钞关税法能收到钱，那普通百姓身上的加派就少一点，这怎么能说是与民争利呢？总不能说商人是民，农民就不是民了？”
这一面“尊农”的旗帜祭出来，许国立刻败退，在大明的政治观中，农的地位是肯定要高于商的。用商人之财滋补农民，这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正确，根本没有辩驳的空间。
不过其实苏泽也知道，自己也是诡辩。
钞关法收上去的钱，到底有多少能用来赈灾打仗，这是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就从这位道君皇帝在关中地震后没钱救灾，还不肯停修宫观就可以看出来，钞关法估计十之八九还是要成为皇帝敛财的工具。
不过这话肯定是不能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出来，就将钞关税劫富济贫的调节税收属性点出来，众人也觉得不能说应该给商人减税。
王锡爵和许国都败下阵来。
苏泽说道：“士农工商，为何农民种田从来不想着少交田税，商人却总是想要少交税呢？”
“世人都以为无商不奸，商才排在四民之末，洪武皇帝抑商，也正是这个原因！”
苏泽抬出了洪武皇帝，众人更不说话了。
按照朱元璋的设计，商人的地位最低，他规定商人都不许穿绫罗绸缎，也不允许住大宅子。
不过这一条组训早就已经没人遵守了，如今苏州府的商人，只会在丝绸的外衣上束上麻布的腰带，来表示自己还在遵守洪武大帝的组训。
“要我说，交税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交税是最光荣的事情！”
“税收可以用来赈灾，用来养兵，用来改善民生。”
“更重要的，税收是一笔契约。”
“契约？”徐时行问道。
苏泽点头说道：“上古三皇五帝的时候，虽然没有钞关税，但是所有人都要一起狩猎，打到的礼物都是整个部落的人分，所以那时候是没有税，只有公无私也！”
三人都不是普通读书人，一个知府之子，一个望族子弟，许国家在徽州府也有连片的良田，是妥妥的大地主，他们自然是读过史书的。
“到了春秋战国，才有了管仲这样的财臣，抽齐国之财以强军，才有齐国之霸业。”
三人又是点头，管仲虽然算不上儒家先圣，但是儒家圣人对他的评价都是正面的。
“在下认同王荆公这句话：‘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三人皱眉，王荆公就是王安石，大明朝对王安石的评价可是不高的。
但是王安石这句话倒是也没问题，天下之财确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但是这和苏泽所说的契约，有什么关系？
苏泽说道：“上古的时候，无税也皆税，先民将自己所得全部贡献给部族，用来征战开拓。”
“春秋的时候，子民给国君交税，国君训练士卒保卫百姓。”
“没有百姓的供养，又怎么有朝堂上的卿相，又怎么有指挥作战的将军？”
“要我说，有万民供养才有国，百姓交税，就是和国家签订了契约，用交的税来换取军队保护的安全，换取官府治下的安宁。”
“商人之所以被人唾弃，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享受了官府的好处，却总是不愿意承担这份契约，老老实实的交税。”
“而士大夫之所以厌恶商人，是因为他们比农民积攒了更多的财富，却总想办法交的比农民还少，他们的这份契约总是不对等的，这才是天下人都言商人狡诈的原因。”
三人都愣住了。徐时行竟然找不到理由来反驳苏泽。
但是将交税比作契约，又让徐时行隐隐约约觉得有些问题。
既然是契约，那不就是双向的嘛？
百姓交税，和朝廷签订的契约，若是朝廷无法支付自己的职责呢？
就比如现在关中大灾，南北动乱，那朝廷应该怎么样？已经签订的百姓应该怎么样？
徐时行立刻阻止自己继续思考下去，因为如果继续思考下去，就太大逆不道了！
还是苏泽打断了徐时行的深入思考，他对着三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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