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属于是天下刚刚平定，人口还在增长中，经济流通也不频繁，好歹维持了宝钞的缓慢贬值。
只可惜到了永乐爷的时候，又要修建北京故宫，又是修编永乐大典，还有下南洋打草原，反正朝廷用钱的地方多了，宝钞的财政魔法就不好使了。
从永乐年开始，宝钞就贬值的和废纸一样，后来虽然有反复，但是到了嘉靖年连朝廷也不用了。
各地官府上报的财政报表上，以前上缴的宝钞部分也都是折钱，也就是折算成铜钱上缴。
钱银并行，也就是说大明朝现在有铜钱和银这两种货币，就是如今大明朝的货币格局。
苏泽继续写道：“各地私铸成风，朝廷铸好钱，则民间收好钱而铸劣币，每一次铸钱都会导致市场上的劣币更多，钱价就会大跌。”
“从今上登基开始，朝廷已经铸过三次钱，每次铸钱之后都是钱价大跌，钱价跌则朝廷收的税钱也就少了，所以从本朝十六年开始，改贡不再折钱开始折银。”
“官府铸钱之后，为了不因为铸钱亏本，开始铸造大钱，并且以大钱来换取市面上的银子，这又导致钱越多而银越少，银价越高而钱价越贱。”
苏泽放下笔，这就是嘉靖年间钱法不通的主要原因了。
两种货币并行的制度，维持稳定汇率是最大的难题。
而官府铸钱为了不亏本，就开始铸造面额大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去按照官方的比率，强行去换取市面上的银子。官方铸造大钱，民间自然也开始铸造大额假钱，结果就是铜钱的含铜量越来越低。
铜钱越来越贬值，银子越来越值钱。
朝廷铸造的铜钱多了，反而铜钱贬值的更厉害。
百姓也不是傻子，你铜钱是一年比一年贬值，银子是一年比一年升值。
然后你官府还让我们用铜钱，不肯我们用银子，自己又在收银子。
于是肯用铜钱交易的人越来越少，钱法就更加的不通。
大明朝钱法问题原因很多，私铸成风自然是一个问题，而朝廷没有打击私铸，反而开始和私铸比烂，也开始发行成色更差，面额更大的铜币，利用铸币反过来掠夺民间的财富。
说白了，疏通钱法本意自然是好的，是为了解决流通货币不足的问题。
这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朝廷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只想着从中赚钱，这个雪球只能越滚越大。
到了崇祯手上，他的福份都被祖先们享光了，钱法只能彻底崩盘了。
朝廷要在福建铸钱，苏泽开始思考能不能从这次铸钱中得到什么好处。
私铸？这种事情苏泽自然是不屑为之，一场大贬值掠夺的是普通百姓的财富，而真正的上层是不会从铜钱贬值中受损的，反而会从中得利。
就比如方家，她家就早早的听到了风声，然后提前将铜钱换成银子，等到朝廷开始铸钱，铜钱的价格跌落之后，她们手里的银子反而更值钱了。
和方家一样的都算是好的，有的大家族会干脆直接下场收含铜量高的好钱，改铸成含铜量低的劣币，扰乱货币市场秩序，而大明官府对此也只是睁一只闭一只眼。
苏泽不由的感慨，大明朝廷的幺蛾子真的是一出接着一出。
苏泽提起笔，又在给林默珺的信上加了一句，尽量将手里的铜钱用出去换成银子。
就在苏泽写完回信的时候，汪道昆也在给自己的同科好友张居正写信。
张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考取进士，他当时是二十三岁，得中二甲第九名，授庶吉士。
汪道昆也是同年的进士，同样入翰林院，他们是同科加同馆，这就是相当亲近的关系。
汪道昆是二十七岁中的进士，和张居正都属于少年得志，两人关系不错，时常有书信往来。
去年张居正以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但是也时常和好友写信讨论朝堂局势。
汪道昆又购买了一本《古文观止》，将这本书和自己的私信一同寄给张居正。
张居正在和汪道昆的来信中多推崇王安石变法，汪道昆原本也是他一样，都是支持朝廷变法的。
但是在看了苏泽的评注之后，汪道昆的又有了不同的想法。
只要如今朝堂这个局势不改变，就算是推行新法，那也只是更加盘剥百姓而已。
汪道昆在信中写道：“若行新法，吏治为先。若吏治不清，所用之人有私心而无公心，则新法利一时而弊长久也。”
合上信，汪道昆又叹息一声，吏治吏治，说起来容易，想要清实在是太困难了。
一想到京师的状况，汪道昆更是对大明朝的前途绝望。
他又看了看桌子上的信，自从自己出任福建督学以来，这些都是请托的信件。
随手拆开一封，延平府推官张思敬的信？汪道昆倒是和张思敬有些交往，听说他是因为劝说皇帝立太子固国本而被逐出朝堂的，汪道昆对他还是有好感的。
于是拆开张思敬的信，刚刚看了两句就扔在了桌子上。
这张思敬也不过是个挑梁小丑，沽名卖直之辈！
信中除了推荐一个名叫黄时行的延平书院秀才之外，张思敬大部分篇幅都在攻击苏泽和方知府，说是方望海运作关系，才让苏泽中了小三元。
可是整个信中都是张思敬的猜想和所谓的流言，根本是一点证据都没有。
汪道昆是调看过苏泽的童子试考卷的，三场考试可以说是八股文作的非常精彩，而策论更是相当的出色。
方望海就算是运作，又怎么能让福建学政也点了苏泽的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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