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不说，前宋的新旧党争就是前车之鉴。

北宋的朋党之争起自真宗仁宗之朝，而盛于神宗哲宗之世，真正将党争推向高潮的，就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新旧二党之争，可以说，新旧党争就是北宋党争的核心。

起于政见不合，但终于个人恩怨和排斥异己之争，祸国殃民，同时还架空了皇权。

王霖心中生出了十万分的警惕。

王霖知道，李纲五位内阁阁臣之所以被朝中称为旧党，除了李纲五人系前宋大臣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很多人看来，李纲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已经阻挡了国家大踏步走向强盛的步伐。

他想起了李纲经常在大朝会上说的话：“陛下即位之始，今天下渐定，陛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少言兵事。”

而被人称为新党领袖的张浚则主张“变风俗，立法度，大刀阔斧扫百年之积弊，荡三冗之沉疴，富国强兵，复汉唐盛况”。

新党已经开始提出要推行新政，新政的理念很多程度上参照了王安石过去的变法理念，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工程。

具体包括农、林、水、商、工、军……以及设军器监、扩大茶盐专卖、改革科举制度等百多项措施，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和方方面面。

这些措施若是强力推行下去，肯定是一次巨大的社会经济和军事政治变革。

本质上说，王霖是支持新政的，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派。

但王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事败，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他操之过急，急于求成。

与暴风骤雨的改革相比，王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理念和和风细雨的手段，利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完成对大燕皇朝的改良革新。

也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

可很显然，皇帝的政治主张被新党“领会”起来，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过于激进了。

李纲等人实际也是赞同革新的，但认为要适度且稳健。

简单而言，旧党要民富，新党要国强；旧党要节流，新党要开源。

政见分歧越来越大。

二者的区别在于，新党认为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不加赋而国用饶”。

可在旧党看来，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就是要与民争利，盘剥民财。

王霖望向李纲等人。

素来沉默寡言且在这场风波中并未遭到攻击的黄岐善突然轻道：“陛下，历代以来，党争祸国殃民，需得警惕。

臣以为，此案背后定有幕后黑手。

鉴于案情复杂重大，牵扯朝中重臣颇多，应由燕侯以锦衣卫侦缉查办，御史台和大理寺协办方可。”

郭志舜也拱手道：“陛下，老臣也以为，当由锦衣卫主导查办，且要从源头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