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班的“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总部里，甘地向委员们汇报自己和大公正义的晁铙、埃尔哈瓦里会谈的情况后，几个代表印度甘蔗种植农的委员就嚷嚷开了：“什么？他们没明确要收购我们的甘蔗？那我们的甘蔗怎么办？”

甘地摆摆手：“他们也没有说不收购。他们说这种事情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找销售渠道。”

一名委员摇头说：“现在英国人的糖厂都关门了，英国船也来不了德班港，我们到哪里找销售渠道？”

另一名委员说：“我听这里的华人说，联邦里的几个要员接收了几家大的英国糖厂，好像是要在增加新机器后重新开始榨糖。也许我们可以把甘蔗卖给他们。”

委员们恍然大悟：这些新来的统治者先是密锣紧鼓地接收糖厂，然后通过华人放风声出来，明摆着是要垄断蔗糖业的下游，重新洗牌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问题是他们却丝毫没有还击的手段。甘蔗始终是要卖出去的，总不能放田地里烂掉吧。这么一来甘蔗的收购价肯定要被压得低低，赚钱是别想了，能不亏就很不错了。

又一名委员痛苦地说：“现在到印度和英国的海路交通都断了，货物积压严重，资金收不回来，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不知道能不能撑到年底。”

“我们要不要组织一次请愿？”

“不要吧？他们能打败英国人，还会害怕我们的请愿？”

情况如此令人沮丧，委员们开始长吁短叹，互吐苦水。甘地看着他们，心里也是相当沉重：英国人统治时拼命地剥削印度人；现在英国人不在了，印度人还是要受人剥削。

1891年甘地完成英国法律课程后，在1893年应

一家印度人在南非开的公司——达达-阿卜杜拉公司的邀请到南非担任法律顾问。一次在彼得马里茨堡坐火车，甘地买了一等座的票就真的以为能坐一等座，却被白人种族主义者赶到了三等座，说有色人种只配坐三等座。那时候的甘地才24岁，有点倔，非要坐回一等座，结果就被扔下了火车。

那件事对甘地影响很深。从那时起他就决心要改变包括自己在内的印度人的低人一等的地位。1894年甘地组织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为在纳塔尔的印度人争取平等权利。1896年当甘地回印度把妻儿接到南非时，他结识了印度国大党温和派核心人物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戈卡尔和甘地的非暴力观点比较接近，目的也是要走向印度独立——既然美利坚合众国能从英国独立出来，为什么印度不可以。

甘地和戈卡尔这批印度教精英内心深处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其实是很接受的——嘴巴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他们认为英国带来的文明比印度原有的文明先进多了，带给印度的进步总比原来的固步自封要好得多。当然如果印度在吸收了英国文明的精华后能够走向独立那就更好了。所以他们都主张在英国制定的宪政架构内通过反复不断的请愿、呼吁，迫使英国人更多地考虑印度人的权益，逐步让出更多权力，从而达到自治甚至独立，但前提是绝对不使用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