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徐徐走向后世被编号为第16窟的那个洞窟。晚唐时第16窟由著名僧人洪辩主持开凿，规模宏大，但在此时，第16窟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窟，窟中连佛像也无，只有一洞初唐时的壁画，画的是佛在给孤独园讲法的场景。这是极常见的画面，但我盯着壁画看了几秒，忍不住跪倒洞中，眼眶中逐渐积聚泪水。

20世纪初期，在这个洞窟的甬道北壁，震惊世界的藏经洞被发现。看守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在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哄骗与劝诱下，将藏经洞中数千件经卷以低廉的价格卖与他们，这些写本后来与德国探险家冯·勒柯克切割走的新疆壁画、美国学者兰登·华尔纳窃走的敦煌壁画一同流落海外，有一部分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亦有相当一部分沉埋于大英图书馆的库房中。

看起来，这些经卷写本只是换了个地方沉睡而已。可，孺慕敦煌佛国文化的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那个积贫积弱的晚清中国，该如何评判既是伟大学者，又是无耻盗贼的斯坦因与伯希和？又该如何看待那个本欲保护敦煌洞窟，却为了一点修缮资费而只得将宝贵经卷出卖给异国人士的王道士？而令评判他们变得更难的是，若敦煌经卷继续留在中国，它们也很可能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浩劫。

而我，而我——我在这盛唐的开元盛世之中，在崔颢与养父裴耀卿的庇护之下，偷得了六七年的安宁日子。我沉湎于儿女情长与诗歌文学，我忘记了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而敦煌，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如此特殊的一个地点。它不止有千佛洞、鸣沙山，它亦有大名鼎鼎的归义军：晚唐时的敦煌人张议潮曾经在此起义，横扫沙州、瓜州、肃州、凉州等地，将统治河西垂六十载的吐蕃赶出大唐的土地，而他的军队，被朝廷封为归义军。

敦煌，它用许多个立着庄严佛像的洞窟，用它灿烂而屈辱的历史，用它哺育出的英杰人物，无声地提醒、质问着我。

尽管这个帝制国家不允许作为女性的我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也不需要女性付出与男性相同的义务，我仍想要为她做些什么。

但……但我能做什么呢？十八年之后的那场惊天浩劫，那场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叛乱，此刻远未孕育成形。而安重璋上次也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纵然没有安禄山，难保不会有其他边将坐大，换成我们处在皇帝的位置上，也未必能够做得更好。

在鸣沙山千佛洞盘桓了数日后，我折返敦煌城内。敦煌的边地气息浓重，城里听得到各种外语，与凉州区别不大。我四处转悠，在摊子边听外族店主们与客人讨价还价，胡乱练习听力，快到宵禁时分，才回了住处。

绮里见我回来，笑道：“看九娘的模样，是悟了佛法。待我整治饭食来。”便出门去，买了一桌丰盛酒食。我怎能要她出资，定要还钱给她，又是一番推让。

晚上我与她对饮，饮的是西域的葡萄酒。绮里频频劝我酒，我识得她数年，从未想到她酒量竟然如此之洪，惊叹道：“你不愧为李太白的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