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对锺惺来说简直是如吃饭喝水一样天生就会的事情，在心中打好腹稿之后，他下笔如有神，文字仿佛就是从笔端流出来一般——

“《近日所谓新诗》

如今市井之上，自诩所作乃新诗者日众，彼等多言受古诗启迪，动辄将其作比于李后主、陶渊明，似此便能步其后尘，成就非凡。

然则，彼辈所学之古诗为何物耶？

梁朝昭明太子曾辑古诗成册，名曰《诗归》，自此世人皆以其所选者为“古诗”。

及至唐朝，诗风再盛，又有人选唐诗编为“唐选”。

殊不知，“古诗”、“唐选”之名，非自然天成，乃由点评家、巨擘所定，遂成定式，古诗、唐诗之风亦随之而定。

此《诗归》者，非诗之归正，实乃选者之权势名望使然。其选本之非全面性，可见一斑。

后世之人，若仅凭此等唐诗学“真唐”之风，岂不可笑？此辈复古之流，其作逊之唐人远甚，概由此可知也。

更有甚者，于唐诗之中深挖“灵性”，以为尽得唐诗之妙。此等浅见，实为下下之策。然今市面上，此风犹炽。

吾以为，诗之气韵风格，随时代而变，此理之常也。诗人欲超时代，达更高之境，当学诗之精神，而非皮毛。

《全唐诗》、《古诗归》中，诚然不乏佳作，然若依样画葫芦，终不过得其皮毛。吾辈当学古诗者，非其风格气韵，乃其精神所在。真诗者，精神之所为也。

吾辈当体悟诗句中幽微之情，孤独而宁静之寄托于喧嚣之中。以虚怀若谷之心，坚定之念，遨游于诗之广袤天地，犹如异乡访客偶得奇遇，遂记之。

吾辈所求者，诗之精神也，非其表象。

今能行此道者，鲜矣。吾自谓其一，福建王建阳亦算其一。

吾以为，此风之始，当推王建阳之《读涂长卿荒政考有感》。“石壕吏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此二句由事入情，王建阳作者之精神仿佛跃然纸上。

此二句已脱唐人形式之束缚，而得其精神之精髓，当时即令众人叹为观止。

此派诗既新且旧，创作手法与他派迥异。且近日此风日盛，虽未成一派，然将来必成大观。

若论王建阳诗之可取处，当在其不拘一格，勇于创新。

试举王建阳最新小令《长相思》为例，其上片既写景又抒情，情景交融，难分彼此……福建同安之蔡竟夫，近有佳作流传天下，亦用此法……”

锺惺的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三千多字，将复古运动以来的明代诗坛发展通写了一遍，旗帜鲜明的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复古运动的前后七子，第二阶段虽未说出名字但明显指的是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然后他便提出了第三阶段诗文改革的领军人物——福建的王文龙和蔡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