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于东林党的态度太为失望，许多三党人士没有等问津大会结束就提前离开了黄州。

至于东林党的人物们，因为还要对付其他三党人物的刁难苛责，以左光斗为代表的东林年轻一代，各自坚守岗位，撑到了问津大会的最后一天，把所有三党针对东林的攻击全都连消带打的防了出去，配合着东林党的报章杂志，力求一个在舆论场上不落下风。

整场大会最后还是变成了党争的战场，而原本抱着看热闹心态的王文龙也有些呆不住了。

问津大会开到一半王文龙就收到家里送来的消息，沈宜修在正月给他生了个大闺女，母子平安，王文龙着急着回福建看老婆和女儿，只是因为叶向高留他梳理请万历皇帝投资海贸的细节，王文龙不得已多耽搁了两天。

就在问津大会结束的当天下午，王文龙的事情也办完了，立刻收拾包袱准备返回福建。

临走之前，汪文言特来拜访，一见面就问道：“建阳先生提出的经济之学在江南传播很广，许多人以为此学说可以救世，先生如何看？”

王文龙笑着说道：“经济学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他本身并没有救不救世的问题，只是符合经济学的产业就能够发展壮大罢了。”

汪文言有些失望：“先生以为经济学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没错，一国之事务纷繁复杂，任何政策都有许多背后因素推动才可以落实，经济学说作为治国理政之参考则可，而认为使用某个学说就能够指导一国之发展，则过于幻想。”

万历年间的江南已经流行了太多种学说，有人侈谈心性，有人专谈民生，都觉得让自己高居庙堂，使用自己的方法就能够解决天下的所有问题，然而诸多学派最后都只能成为《明儒学案》之中的理论观点，从始至终都没有实践的可能。

因为一个政策的实行，必须要考虑到实际的社会结构，大明的社会可不是儒家笔下的士农工商那么简单，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碰到和自己利益背离的事情定然会出来反对。

如果什么政策都可只靠想象就能实行，那东林党提出的许多观点其实也是对大明有益的，然而实际情况就是最支持东林党的江南士商阶级的力量没有办法完全压过大明的其他阶级，导致东林党的政策大多数不能实行下去，只能沦为用来攻击异己的吵架理论。

王文龙知道此时经济学说被许多江南的小士商阶级本质认为可以拯救大明，也是因为这个学说最符合这些江南小士商阶级的需求，民党之流也是这一批人。

可现在的小市商阶级力量还是太小了，想要把符合他们利益的学说推举成治国理政的方法肯定会受到颇多阻碍。

所以王文龙才说经济学说是很好的辅助工具，可以帮助执政者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但绝不可能刻板的按照某个理论去建设国家。

汪文言这次本来是想劝王文龙加入东林党，因为汪文言自己就是读了王文龙的《国富论》之后找到未来目标的，他想利用东林党这个江南最强大的力量，推行经济学说的主张。

汪文言确然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油滑人物，但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历史上面对魏忠贤的威逼，汪文言宁可受酷刑死在狱中也不肯背叛东林。

原历史上汪文言信的是东林那一套，而此时汪文言却成了坚定的经济学说信奉者。

因为王文龙是《国富论》的作者，汪文言原本以为王文龙一定和他是一条心，可现在听到王文龙不认为这套学说有实际实行的可能，汪文言一下就有些不高兴了：

“先生在《国富论》之中说一个健康的市场能让商人的投资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由此便能使全天下都富裕起来。既然投资都要由商人主导，这背后隐含的意思便是未来之天下该是士商之天下。先生在书中已经做出这样的论断，为何却不以这样的目标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