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焦长期住在巴乌姆家里，他要去看望他的双亲。
亚斯库尔斯基夫妇住得很远。他们的家在老教堂那边一条没有名称的小街上。这条街背对着当地用作排水沟的一条著名的小河，它可以把工厂里的一切废水都送走。
小街很象一个垃圾箱，里面装满了这座大城市的残渣碎屑。
尤焦走得很急，这时候他走进了一栋没有抹上泥灰的房子。这栋房从阁楼直到地下室的所有的窗子，都亮起了灯光，仿佛灯塔一样。栖息在里面的人群都在大声地喧嚷着。
在一个充满难闻的气味和满地都是泥泞的黑古隆咚的门厅里，尤焦摸着一条脏得发粘的栏杆迅速往下来到了地下室。这里是一条没有铺上地板的长长的走廊，堆着许多垃圾和农具，地上到处都是烂泥，还有人们的喧闹声和臭气。一盏闪闪发亮的小油灯在天花板下散发着煤烟。
他通过路上横七竖八摆着的障碍物，一直走到了走廊的尽头。
这时候，一股地下室的热空气冲他涌来了。这股空气不仅散发着臭味，而且带来了那在刷白了的墙上流动着的棕黄色的水的湿气。
一群孩子跑过来迎接他。
“我以为你今天是不来的？”一个瘦高个子、驼背的女人喃喃地说。她的带绿色的面孔陷了下去，眼睛又黑又大。
“我来迟了，妈妈！因为博罗维耶茨基、布霍尔茨的经理在我们那儿呆过，我不敢马上走开。爸爸不在？”
“不在。”她低声回答后，便去小壁炉上做茶。这个壁炉是用铁丝挂着一块布和房间隔离开的。
尤焦跟着她走到那块遮布的后面，放下了他随身带来的粮食。
“今天我从老头那里拿了一个星期的工钱，妈妈把它收下吧！”
他掏出了四个卢布和一些戈比。一个星期他能挣五个卢布。
“你自己一点也不要吗？”
“妈！我什么也不需要。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还挣不到妈妈所需要的那么多钱。”他说得很直率，他的胆小这时全都没有了。
他将面包切成一块块，又想要回到房里去。
“尤焦！我的儿呀！我亲爱的孩子呀！”妈妈抽抽噎噎地低声叫着。她的眼泪就象豆粒似地流在她瘦小的脸上，掉在依偎在她怀里的儿子的头上。
小伙子吻了她的手后，高兴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家庭的其他成员，他们坐在一个小格子窗下的地面上，窗子外面就是人行道。这里一共四个孩子，从两岁到十岁，都在默不作声地玩着。还有一个比他们大的十三岁的少年躺在床上，他患了结核病，他的床和墙保持了一点距离，是怕墙上的湿气浸湿了被褥。
“安托希！”尤焦探过头来，瞅着那副苍白而略带绿色的面孔。孩子躺在一床色彩斑斓的被子里，用一双亮晶晶的、一动也不动的眼睛望着他，好象就要悲惨地、默默地死去。
病人没有回答，他只动了动嘴唇，一双灰色的但仍闪耀着光芒的眼睛依然在凝视着他。然后，他用他的消瘦的指头，以孩子式的温存抚摸着尤焦的脸，这时在他紫色的嘴皮上也掠过一丝苍白的微笑，就象萎谢了的花朵在笑着，使他那呆滞的目光也显得活跃了起来。
尤焦坐在他的身边，把他的枕头放好之后，便拿出了自己的小梳，开始梳理他那乱七八糟粘在一起、象丝一般软绵绵的光亮的头发，问道：
“安托希，你今天好些吗？”
“好些。”他低声说道，眨巴着眼睛笑了起来。
“你不久就会好的！”
病人高兴地弹了弹手指头。尤焦由于自己健壮的体魄，也全不感到弟弟的病对他的威胁。
安托希的肺病自他全家两年前从乡下搬来罗兹后，由于贫困的煎熬，便日趋严重，特别是他近来又染上严重的流行性感冒，病情就更趋恶化了。母亲每天在他身旁愁眉苦脸，弟弟妹妹越来越不说话了。只有这纺织机的嘎哒嘎哒的响声永不停息，日日夜夜把他头上的天花板震得发抖。渗透了墙壁的潮湿，邻居的喧闹和在邻近阁楼上经常发生的吵架在无情地摧残着他，尤其是他最能意识到的全家与日俱增的贫困使他受到最大的打击。
孩子很懂事，特别是他们全家遭受的不幸和他的拖延时间的病使他更加成熟了；此外他还很好静，富于幻想。
“尤焦，田里已经发绿了吗？”他低声问道。
“没有，今天才三月十五。”
“真遗憾。”他的眼里显出了忧郁的神色。
“再过一个月田里就会全绿起来的。到那时候你病好了，我们把同学们找来，一起去玩。”
“你们自己去吧，爸爸、妈妈、卓希卡都去，阿达希1也去，大家都去，大家！可是我不去，不去。”他把头摇晃起来了——
1阿达姆的爱称。
“如果是大家，那你也和我们一起去。”
“不，尤焦！那时候我已经不能和你们去了。”他说得很慢，哭起来了。他的胸部由于连声的呜咽而不停地起伏着。他想保持平静，但是不能，因为他的象珍珠一样的眼泪已经大颗大颗地流出来了。他把一双泪眼瞅着那使他感到可怕的幽暗的地方，他的嘴唇也微微地努动着。凶神恶煞们所带来的恐怖好象在迫使他不得不逃跑一样。“尤焦，我不愿死呀！我不愿，尤焦！”他在嘟嘟囔囔地说着的时候，一阵可怕的痛苦好象把他的心都撕碎了。
尤焦用手抚摸着他，为了不让母亲看见，他还用身子把他遮住，同时设法使他高兴。
“你不会死的，大夫昨天对妈妈说了，最迟在五月你就会痊愈。你不要哭了，妈妈会听见的。”他低声对他说。
安托希得到了一点安慰，便马上擦干了眼泪，久久望着他近旁的一块帘子，在帘子的那边就是他的妈妈。
“如果我恢复健康，我就到卡焦舅舅那儿去过夏天，对吗？”
“妈妈已经给舅舅写信去了。”
“六月，正好小野鸭也长肥了。你知道吗，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在我们的水塘里划船，你和瓦利茨基打了几只水鸭，那儿的景色真美呀！后来就剩我一个人，我清清楚楚听见了牧场上叮叮当当的镰刀响声，我想去看看我们的牧场。”
“你会看到的。”
“可是它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你知道我是怎么从那匹马上掉下来的吗？爸爸还打了我一顿。我当时不愿意说，说了马切克就会挨耳光子。可是马切克是有罪的，他没有把肚带扣紧，因此马鞍缠在我的身上，我就非掉下来不可了。要是骑爸爸的马我就不怕，你看，我给它戴上马络，用大绳子拉得紧紧的，这样它的头抬不起来，单用后腿也站不起来，然后再用鞭子轻轻抽它的腹部，它就会好好走的，对吗？”
“啊！可能会好好地走，可是你拉不住它，它的嘴很硬。”
“我拉得住它，尤焦！我是这样地拉住它。”他开始做手势，好象在扬起马鞭子，然后又使劲地皱着眉头，巴哒着嘴唇，把头斜到了一边，仿佛使身子适应马的动作。
他脸上的红伤疤也变得更红亮了。
“尤焦！我们走吧！”孩子们聚集在床边叫唤道。
“你们也要去？可是是坐车去呀！”他很认真地回答说。
“坐车，坐马车！”小女孩嘁嘁喳喳地叫着，把她那象麻一样光亮的小脑袋紧紧靠在尤焦的膝盖上，用她充满了高兴神情的蓝色小眼睛不断瞅着哥哥们。
“嗨！这儿！”胖男孩吆喝起来。他这时推着他跟前的椅子，将妈妈系围裙用的皮带当做马鞭，使劲地抽打着它。
“你也走吗？大家都走，伊格纳希、博莱卡和卡焦。”
“妈妈给我们穿衣，我们到教堂里去，对吗？尤焦！”
“尤焦，我知道教堂在哪里，去那栋房子有去磨房那么远，我们要走很久。那里有人演奏风琴，嗡嗡地响呀！人们手里都拿着棍子，每根棍上顶着画上了各种图案的头巾。他们还啊啊啊地唱歌呀！”他于是唱起他听到过的宗教歌曲来，还从房里找来一把扫帚，将一块被安托希吐出的血玷污了的头巾挂在上面，在桌边一本正经地迈起步子来。
“博尔焦，你等一等，我们就把这儿当成一个教堂。”大女孩吆喝道。于是大家马上拿出了自己随身带的东西把头遮住，从抽屉里把书拿了出来。
“我是神父。”他们中最大的、九岁的伊格纳希叫道。
他把围裙系在头上，戴上了妈妈的眼镜，打开一本书，开始细声细气地唱了起来。
“永生永世1。”——
1原文是拉丁文。
“阿门！”孩子们也不停地以歌声回答，围绕桌子十分肃静地走着。
当走到桌子的每个角的跟前时，他们就要歇一下。这时候神父便跪下来，唱着歌表示和他们告别。然后他们继续前进，虔诚地唱着他们在儿时就学会了的歌。
亚斯库尔斯卡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们。
安托希也在低声地哼唱，尤焦瞧妈妈时，她正靠在一张小桌子上，偷偷地擦着眼泪，思量着她心中的往事。
安托希的全部心思也投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
他不再唱了，因为他好象失去了对现实的感觉，他现在想的是他所热爱可是已经别了的乡村，他想它都想得要死了。他感到自己就象是一颗小草，被移栽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
“孩子，喝茶吧！”妈妈过了会儿，叫道。
安托希立刻从沉思中苏醒过来。他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地方；他十分惊奇地看着这间房子，看着这些湿得发绿的墙壁，上面挂的祖辈们的像片虽然镶上了红木框，没有受到破坏，但它们也和墙壁一起，渐渐地朽烂了。他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十分可怕，他的眼里这时也绽出闪闪的泪花。他虽然躺着没有说话，可是他的这双呆滞无神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墙上一颗颗紫红色的亮晶晶的水滴。
尤焦一忽儿把桌子搬到了房中间。全家人也很快就围坐在它的旁边了。孩子们十分贪婪地吃面包，喝茶，只有尤焦没有吃。他以严肃的、慈父般的眼光看着孩子们的这些光溜溜的头和亮晶晶的眼睛，在看到这一块块面包不断消失的时候，他好象感到心中不安。但他发现妈妈面色也很愁惨，就象一个殉教的圣徒一样。妈妈的身体十分虚弱，背也有点驼，她在房间里就象一个单瘦的影子一样在移动，不时以她表现出一往情深的爱的眼光看着房间里所有的人。在她那十分漂亮的、显得庄严的高贵的脸上，可以看见她受过痛苦的印记，她经常就是这样面对着她的生病的孩子。
在喝茶的时候，谁也没有说话。
楼上的织布机不停地发出嘎哒嘎哒的声音，车轮也在轰隆轰隆地响着，使整个房子都震动了起来。大街上的喧闹声、行人踩在泥泞上的咕噜声、马车行驶时的隆隆声以及马具磕碰的叮当声，不时通过窗子传了进来，泛滥在整个房里。
灯被围上了一个绿色的罩子，微弱的光朦朦胧胧照在房间里，只看得见孩子们的脑袋。
门猛然被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姑娘跑了进来，使劲地在门槛上踢着脚上的烂泥，使房里响声一片。
然后她吻了吻亚斯库尔斯卡，和喊着向她跑来的孩子们握手，并且把手伸给尤焦，走到了病人跟前。
“晚安！安托希，给你紫罗兰。”她高声地说着，便从她高高突起的胸脯上摘下了那一小把紫罗兰，扔在他的身上。
“谢谢！你来了，真好！卓希卡，谢谢！”
他恋恋不舍地闻着这花的浓郁的芳香。
“你是直接从家里来的吗？”
“不是，我在舒尔佐娃那儿呆过。费莱克在拉手风琴，我听了一会儿，又到玛尼亚那儿去了，从她那儿才顺路来到你们这里。”
“妈妈还健旺吗？”
“谢谢你，她很健康。她和我们吵了嘴，爸爸因此喝啤酒去了，我也整晚没有在家。你知道，尤焦，你的这个年轻的巴乌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你认识他？”
“今天中午一个梳棉车床的女工指给我看了。”
“一个很好的人。”他看着卓希卡热情地回答道。可是卓希卡却似乎在位子上坐不住，她接过亚斯库尔斯卡的茶壶倒了一碗茶，翻了翻放在一张旧五斗柜上的一些书本。然后把灯捻亮，仔细看着覆盖在缝纫机上的台布，抚摸孩子们的头发，最后在房里就象一个陀螺一样地团团转起来了。
由于她非常漂亮的黑油油的小脸和十分机灵的黑眼睛表现出来的青春活力和健康，使这间本来如同坟墓一样凄凉和寂寞的房子充满了欢乐。
她很活泼，行事果断，说话也是这样，在她身上有许多男人的性格。这是她在工厂里劳动和经常同男人们接触的结果。
“你不应当把这条头巾戴在头上，它很难看。”
“你真有意思，卓霞，还注意这个。”
“可是，啊！”她把她的屁股在凳子上磨得直响，同时用手捻着她的非常漂亮的鼻子，这鼻子的两个鼻孔很小，分得很整齐。过了一会，她又站在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前面，开始梳起她的头发来。
“我的卓霞！你越来越漂亮了。”
“是的！我们纺织厂的经理、年轻的凯斯勒昨天也这样对我说过。”
她爽朗地笑起来了。
“为此你很高兴？”
“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所有的轻薄汉对我都这么说，我不过一笑了之。”她表示轻蔑地说道，她的嘴也气得发红了，可是从她感到满意的明朗的脸上表情来看，这种赞扬是使她高兴的。
她说了许多关于女工、工厂、工头、经理的小事，后来又帮助亚斯库尔斯卡侍候孩子脱衣睡觉，她很善于逗引孩子们，因此他们都围在她的身边，事事依赖她。“你知道吗，我把我的风帽和两件外衣卖了，星期六就会有钱。”
“天主给你付钱，卓霞！”
“什么！你可以多做几件这样的外衣，可是要漂亮一点，我可以向我们的人推销。”
“谁买了风帽？”
“我傍晚在办公室里给年轻的凯斯勒看了后，他把它拿回家去了，还说这是他母亲要买的。他没有把帽子拿去做生意，这是个好小伙子呀！安托希！我们去年在玛尼亚家里跳舞时见过他，你还记得他吗？”
“还记得。”他高兴地回答道。
“今年五月，工厂会组织所有的人郊游。我们到鲁达去吧，在那里，妈妈甚至可以走在前头，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尤焦，你们星期天玩了没有？”
“玩了，可是阿达希不在，他在家吗？”
“说他干吗！他已经一个月不在家了，他好象经常在斯帕策罗瓦街上的那些太太们那里，可这都是一些轻浮的女人。”
“你不要这么说，卓霞。我很了解瓦平斯卡太太和斯泰茨卡太太，她们是正派人。她们就象我们一样，破了产，现在在艰苦地劳动。”
“我不知道。妈妈这么说过，可是妈妈有时说谎，因而事情就搞不清了。她常爱咒骂这些太太，可能阿达姆经常在她们那里的关系。”
阿达姆就是马利诺夫斯基，这个淡黄头发绿眼睛的男人就是卓希卡的胞弟。
“爸爸上晚班吗？”
“可不是！烟囱从晚十点到早六点是冒烟的。”
“妈妈知道吗？”尤焦开始说话“今天中午我在皮奥特科夫斯卡街遇见了斯塔赫维尔切克，他是风琴师的儿子，我在六年级读书时，给我补过课。你记得他吗？在我们这里还度过假。”
“他在罗兹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他什么都干，现在在铁路上供职，可是他还在干一些别的事。他有马，用来把煤从车站运到工厂。他在米科瓦耶夫斯卡街上还有一仓库的木头。他好象利用兹盖尔斯基工厂的剩余物质还在华沙开了一间商店，他还要我到他的商店里去当伙计。”
“你对他是怎么说的？”
“我断然拒绝了。虽说他可以给我很多钱，可谁知道他这样能搞多久。”
“你做得很对，干吗要去依靠一个风琴师的儿子呢！他在圣诞节时给我们送来了圣饼，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他。”
“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卓希卡问道。
“啊！很漂亮。他穿得很体面，至少象一个工厂老板；他对妈妈行了礼，还说要来拜访我们。”
“我的尤焦啊！他还是不来的好，干吗要让他看见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和如何生活的呢？不！不！不！这种会见会使我们难堪的。但愿天主保佑他生意兴隆，可为什么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呢？”
“可是你应当知道，有时候这种会见对我们是有用的。”
“我的卓霞，我们并不需要这些人的帮助。”她以酸溜溜的口气打断了她的话。因为要她从一个她光景好时曾经帮助过上中学读书的孩子，一个她在自己门厅里曾经接见过，并且送过各种食品的风琴师儿子那里得到什么，这对她来说，是触犯了自尊的，因此她生气了。
她觉得这于她的尊严来说，是最可怕的。
“爸爸和大夫一起来了。”安托希听到走廊里的声音之后，喃喃地说道。
亚斯库尔斯果真进来了，走在他前面的是维索茨基。大家都说，这个人在罗兹求他的人最多，可是他却还要靠母亲养活，因为他给看病的都是穷人。
他对房间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友好的问候，一双眼睛朝着卓希卡多瞅了一会儿，因为她跑在前面，想让他看得清楚一点。然后，他对病人开始进行检查。
卓希卡勤勉地帮他搬动着安托希，还不停地在床铺周围转来转去，可是大夫却感到不耐烦了。
“我一个人在这儿就够了。”
她听后十分恼怒，走到了帘子的另一边，看见亚斯库尔斯基正坐在一堆焦油沥青上，冲着他妻子几乎要哭似地为自己进行解释。
“我是珍重自己名誉的，我没有喝醉。我遇见了斯塔夫斯基，你还记得他吗？他来罗兹了，他现在和我们一样，德国人夺去了他的财产，也成了孤单单一个人。后来我们一起去过波兰旅馆，在那里为自己的苦命而哭了，还饮了一杯酒，这就是全部事实。后来我还介绍一个犹太人买了一些马，为了庆贺买卖成交，还一起喝了几杯酒1，别的就没干了。我找过什瓦尔茨，他那里已经没有空额，可是在铁路仓库里好象还有空额，我明天去找经理，或许能找到他。”——
1原文是德文。
“你永远是事事成功的。”她感到痛苦地低声说道，忐忑不安地望着安托希和大夫。
亚斯库尔斯基的一双红漾漾的眼睛一直在凝视着那盏灯，他没有说话，可是在他长满了密密层层、十分明亮的胡须、有点浮肿的脸庞上，却现出了他那因为绝望和无可奈何而陷于悲伤的表情。
他确实是一个无能的典型。
由于无能，他丧失了自己和妻子的财产；由于无能，他两年找不到工作；由于无能，他即使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也会失去。
他的感情十分脆弱，他的意志也不坚强，就是挣一个格罗希的毅力他也没有，为了一点最小的事他就要哭，但他生活中总是寄希望于获得遗产和改善处境。他也寻找职业、给人相马、有时慢慢地喝酒，这都是他无能的表现。他不善于利用时机，在看着他的家属贫困而死时，自己却无法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实际上他什么也不会，对什么都无能为力。
她、亚斯库尔斯卡于是开始自己缝制外套、围裙、帽子，星期天把这些东西拿到老城去卖。她还接洗住在她这栋房子里的工人的衣服，后来由于气力不够，便给工人们开办食堂，可是这儿所得的收入也不够维持全家生活。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什么也不会的，因此又开始给工厂里的许多工头和公务人员的小女孩上起课来：波兰语、法语和钢琴课。
所有这一切挣钱的办法，加上一天十八小时的紧张劳动，每月给她带来的，总共才十个卢布。
可是她却使家里所有的人都避免了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当尤焦每月开始可以挣得二十卢布，按月能够一个格罗希不留地交给她时，他们的境遇才有所改善。
“怎么样，大夫先生？”维索茨基先生看完病后，她走到他的跟前，问道：
“没有变化。给他吃同样的药，在牛奶里可以加白兰地酒。”
他从大衣兜里拿出了一个瓶子和一盒药粉。
“怎么办？”她问话的声音很轻，与其说可以听见，还不如说只能猜到。
“不知道怎么办。要把他送到乡下去，那里会暖和些。我想过夏令营，可是这对他不适合。至于两位老人，我可以设法让他们和别人一起去，在乡下呆几个星期，他们会过得很好的。”
“谢谢你。”她嘟囔着。
“喂！好小子！我们夏天到草地上去玩，怎么样？”
“好！大夫先生。”
“你爱读书吗？”
“非常爱，这里所有的书，甚至旧黄历我都读过了。”
“我明天给你捎新书来，可是你读了后，要讲给我听。”
安托希使劲地握着大夫的手，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了。
“好吧！祝你健康，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他温存地抚摸着孩子汗水涔涔的冷冰冰的额头，开始穿上大衣。
“大夫先生。”他畏畏葸葸地说道“这紫罗兰真香，我亲爱的大夫，你把它拿走吧！你待我这样好，就象妈妈，就象尤焦一样。你把它拿走吧！它是卓希卡给我的，你把它拿走吧！”维索茨基看见他是这样细声细气，这样热情地请求，激动地笑起来了，于是将紫罗兰插在大衣的衣襟里。
当他告别的时候，亚斯库尔斯卡想在他的手里塞进一个卢布。
维索茨基就象烫了手似的急忙闪开。
“太太，莫干这种蠢事罗！”他生气地叫了起来。
“可是我不能让大夫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劳动，而不”
“其实孩子已经给我报酬了，晚安！太太。”
于是他和亚斯库尔斯基一起在走廊里消失不见了。随后亚斯库尔斯基还领他走过几个胡同，把他送上了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