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说得明白一点。”奥格尔维干巴巴地说道。

“他是在利用梅杜莎来追杀‘胡狼’。”

“不可能！那个梅杜莎多年以前在西贡就给毁掉了！”

“显然他不是这么看的。可不可以麻烦你脱掉那裁剪考究的外套，卷起袖子，展示一下前臂内侧的一小块文身？”

“这根本不相干！那文身是荣誉的标志，那一场战争虽然谁也不支持，我们却必须战斗下去！”

“得了吧，律师。你们的战场是西贡的码头和补给仓库吧？在自己的部队里偷得昏天黑地，然后派信使把钱存进瑞士的各家银行。这样的英雄事迹可得不到勋章。”

“这完全是猜测，毫无根据！”奥格尔维喊道。

“这话你跟杰森·伯恩去说吧。他可是从原先的‘蛇发女’组织出来的人……哦，对了，他在找你们呢，而且找到了；他要利用你们去对付‘胡狼’。”

“天哪，怎么利用啊？”

“说实话，我不知道，但你最好还是看看这个。”总领事快步走到饭店房间的写字台前，拿起一叠钉好的打字稿，然后走到沙发边交给了布赖斯·奥格尔维，“这是破译了的电话记录，电话是四个钟头之前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打的。谈话者的身份已经查明，拨打的目标地点也确定了。好好看一看，律师，然后跟我说说你这位法律人士的观点。”

著名律师、冷若冰霜的奥格尔维抓着那叠纸，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快速看了起来。随着他从一页纸翻到下一页，他脸上的血色也不见了，变成了一片死灰。“我的天，他们全知道了。我的办公室都被窃听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简直是发疯！我们的防范可是滴水不漏啊！”

“这话我还是建议你跟杰森·伯恩和他的老朋友、西贡时期的情报站长亚历山大·康克林去说。他们俩查到你们了。”

“不可能！”奥格尔维吼道，“‘蛇发女’的成员即使只是对我们的活动范围起了疑心，不是被我们收买了，就是被除掉了。天哪，以前的人根本就没那么多，如今还在干的就更少了！我刚才说了，他们都是些社会渣滓，我们心里清楚得很——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盗贼，有的因为在澳大利亚和远东地区犯罪而遭到通缉。还在干的几个我们都知道，也都联系了！”

“我觉得你们是漏掉了几个。”苏利科夫说道。

律师又看起了打字稿

。他的发际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又沿着鬓角滚落下来。“天哪，我完蛋了。”他哽着嗓子低声说。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苏联驻纽约总领事说，“不过话说回来，选择总还是有的，对不对？……当然，对我们来说行动的路线只有一条。和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我们遭到了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欺骗。我们就像是被牵向贪婪祭坛的待宰羔羊，而这个由经济劫掠者组成的美国企业联合却垄断了市场，大肆抬高价格出售劣质的货物与服务，还拿出伪造的文件假称自己得到了华盛顿的许可，把数以千计的限制物资卖给了我们和我们的卫星国。”

“你这个狗杂种！”奥格尔维爆发了，“你——你们所有的人——每一步都在跟我们合作。你们帮我们在东欧集团各国谈成了价值数百万的生意；你们重新安排商船的路线、给船改名字——天哪，你们甚至还给船重新涂装——你们做的手脚遍及整个地中海、爱琴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马尔马拉海，波罗的海的那些港口就更别提了。”

“拿出证据来啊，律师，”苏利科夫说着轻笑一声，“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倒是可以证明你有理由叛逃。莫斯科会欢迎你这样的专业人士。”

“你说什么？”律师喊道，他现在已是满脸慌张。

“唔，在这个国家你肯定是一个钟头都不能多待了。看看那些话，奥格尔维先生。你现在处于电子监控的最后一个阶段，再往下贵国政府就要来抓人了。”

“我的天哪——”

“你也可以试试改在香港或是澳门开展业务——你的钱在那两个地方会大受欢迎。要我说，瑞士你肯定是去不成了；如今的互惠法律实在太刻板，这一点韦斯科rorbertvesco（1935—），美国金融家，为躲避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长期潜逃国外，最后流亡到古巴。已经有了体会。啊，韦斯科。你可以上古巴找他去。”

“别说了！”奥格尔维吼道。

“那么，你还可以转而为贵国政府作证；要揭露的事实在太多了。他们甚至有可能在你三十年的刑期里减掉一点儿，比方说十年。”

“该死的，我宰了你！”

卧室门突然打开，领事的一个警卫走了出来，虎视眈眈地把手掖在外套里面。律师刚才跳了起来；现在他无助地颤抖着坐回到椅子上，身子前倾，用两只手捂住脑袋。

“这样的行为可不会赢得好感，”苏利科夫说，“好了，律师，现在你的头脑得冷静点，别这么冲动。”

“见鬼，你怎么还能这么说？”奥格尔维的声音里带着哽咽，看来很快就要淌眼抹泪了，“我没救了。”

“对于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一个人来说，这种判断有点太悲观了。没错，你确实不能留在国内了，但你手里的资源依然很广大。凭借这个长处来行事，迫使他们让步；这才是生存之道。最终，贵国政府会看到你所作贡献的价值，就像他们对待伯斯基、莱文ivanbosesky和dennislevine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华尔街内幕交易丑闻中的主角，两人后来均因在审判中与控方合作而获减刑。和其他几十个家伙那样。他们的判决都是最轻的，服刑时还可以打打网球、玩玩十五子游戏，而且照样有钱得很。试试看。”

“怎么试啊？”律师抬起头看着俄国人，红红的双眼里满是恳求。

“首先是去哪里，”苏利科夫解释说，“找一个没有和华盛顿签署引渡协议的中立国，这个国家的官员经过劝说之后可以批准你暂时居留，这样你就能继续做你的生意——当然喽，‘暂时’这个说法是非常灵活的。巴林、阿联酋、摩洛哥、土耳其、希腊——有吸引力的地方可还真不少呢。这些国家全都有说英语的富人聚居地……我们也许还可以帮你的忙，当然这得悄悄地进行。”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

“奥格尔维先生，你又变成了睁眼瞎。帮忙当然是有代价的……你在欧洲的业务做得非常出色。它已经稳定下来，运行得很顺畅，如果交给我们来控制，想必能获得可观的收益。”

“我的天啊……”梅杜莎的头儿盯着总领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律师？……快点，咱们要抓紧。得做一些安排。幸运的是，现在还是早晨。”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查尔斯·卡塞特走进了中央情报局彼得·霍兰的办公室。“有突破，”副局长说，然后又不那么热情地加了一句：“算是个突破吧。”

“奥格尔维的事务所？”中情局局长问道。

“简直是疯狂。”卡塞特点点头，把几张资料照片摆在了霍兰的办公桌上，“这些是一个小时前从肯尼迪机场传真过来的。相信我，从那时起的六十分钟可真忙得要命。”

“从肯尼迪机场？”霍兰皱起眉头仔细端详着传真过来的副本。这是一组照片，拍的是机场国际航站前正在通过金属探测器的一群人。在每张照片上，一名男子的头部都用红笔圈了出来。“怎么了？这人是谁？”

“他们是去苏联航空候机室的乘客，准备飞往莫斯科，坐的当然是苏联飞机。机场安检照例会拍下搭乘这类航班的美国人。”

“那又怎么样？这个人是谁？”

“正是奥格尔维本人。”

“什么？！”

“他上了两点钟直飞莫斯科的航班……只不过他不应该在那架飞机上。”

“你说什么？”

“我们往他的办公室分别打了三个电话，得到的信息完全一致。他出国了，去了伦敦，住在多尔切斯特酒店——我们知道他并不在那儿。不过，多尔切斯特酒店的服务台却证实他订了房间，但人还没有到，所以他们会替他记下留言。”

“我不明白，查尔斯。”

“这是个烟幕弹，而且放得很匆忙。首先，像奥格尔维这么有钱的人干吗要去坐苏联航空的破飞机？他完全可以乘协和飞机去巴黎，再转乘法国航空去莫斯科。另外，他明明是要去莫斯科，可他的办公室为什么却主动告诉我们他已经到了伦敦，或者是在去伦敦的路上？”

“乘苏联航空很容易解释，”霍兰说，“那是苏联的国家航空公司，他处于苏联的保护之下。伦敦的多尔切斯特酒店也没那么复杂。那是为了把别人甩掉——天哪，是为了甩掉我们！”

“一点不错，老板。所以瓦伦蒂诺就用地下室里的那些高级设备做了一番调查，你猜怎么着？……奥格尔维夫人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上了摩洛哥皇家航空飞往卡萨布兰卡的航班，再从那儿转机飞往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摩洛哥航空——摩洛哥，马拉喀什。等等。康克林不是让我们调查过五月花酒店的住客登记表吗？电脑打印的单子上头有个女人——和梅杜莎有关联的三个人之一——她去过马拉喀什。”

“彼得，你的记性还真不赖。七十年代初，那女人和奥格尔维的妻子是本宁顿大学的室友。两个人都出身于显赫的世家；由于这种背景，她们俩总是黏在一起，还常为彼此出谋划策。”

“查尔斯，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奥格尔维一家得到了消息，逃到国外去了。还有，如果我所料不错——如果我们能查清几百个银行账户，就会发现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被从纽约转到了天涯海角鬼才知道的地方。”

“还有呢？”

“局长先生，梅杜莎现在转到莫斯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