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四十七年前“大跃进”那年，父母便已是公社集体制企业——缝纫社的正式职工了，而我又恰恰赶上了那个“敞开肚皮生，人人力争生出一个生产队”来的七十年代初的“末班车”一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便随着父母享受了第一项“世袭制特权”跟着成为了非农业户口，靠粮票供应吃饭，从那时起，便与粮票结下了剪不断的情缘了。

“人是铁，饭是钢，三顿不吃饿得慌”小小的一方粮票，看似只有二指宽，花花绿绿的，票面上往往是些麦穗、齿轮、拖拉机、春耕劳动、工农兵头像等，印刷制作虽简单，但看上去也较清新典雅，虽没有现在人民币水印等高超的防伪技术，但没有谁敢去仿冒，老家一个姓李的美术老师逼真的描摹了一张，拿去粮站打菜油，被抓住了，工作掉了，还蹲了五年大牢。那时的粮票有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两种，全国通用粮票最“吃香”要想外出就必须的用通用粮票，地方粮票是得不到认可的。买大米的叫“米票”凭票在粮站买米一角三分八一斤，买胡豆、豌豆、黄豆，买面条的叫“杂粮票”买菜油的叫“油票”各种粮票都有特殊的用途，是不能混合随便使用的，更是不能私下兑换买卖的，否则那就叫“投机倒把”抓住了也要坐牢的。粮票的面额大的有10斤、20斤、甚至50斤不等，小的有5斤、2斤、1斤，最小的还有2两、1两的面额，最常用，在公社食堂打饭，买馒头、买点心使用起来也最方便。即使赶场“杀馆子”要想吃饭，如果没有粮票，即使有钱，也是大人穿开裆裤——莫门哟。尤其是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甚至有钱有粮票也买不到东西吃啊，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饿死了，老家有一户人用一只母鸡就换了一户饿慌了的人家一座四排三间大瓦房子。

曾记得，那时公社的干部经常到父母所在的缝纫社检查指导工作，到了中午时分，热情好客的父母往往要留公社干部吃午饭。现在看来那时的午饭极其简单：一碗红苕白米干饭，一盘炒南瓜丝，一个丝瓜汤，运气好时还有一碗腊肉“打牙祭”其实这已是最大限度的“量我家之物力，热烈欢迎领导之到来”了啊！干部们人人都是风卷残云，碗被吃得就像洗了一般，干净。吃完饭后，公社干部们往往都要掏出三两粮票外加两角钱，悄悄地压在碗底下，父母收碗时发现了，就撵出去退还钱和粮票，公社干部坚决不收，互相推来推去，有时还争得像打架一样，最后硬是要将钱和粮票塞进父母口袋里，才肯放心离去。那场面、那情景，至今想来仍然深刻难忘记忆犹新。一方小小的粮票，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当年党的干部是多么的清廉、朴素，党群、干群关系是多么地紧密融洽，水乳交融啊！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百废俱兴，整个中国农村和各行各业都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青春与活力，粮食及各种物资连年翻番，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市场上流通已久的布票、肉票、煤油票、糖票、棉花票也都渐渐淡出了市场。以前勒紧裤腰带干革命为了温饱而发愁的老百姓的餐桌上也逐年丰盛起来了，别说吃碗白米干饭不要粮票了，就是鸡鸭鱼肉甚至山珍海味闯上餐桌，也都不要“入场券”了，作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立下过显著功勋，引导广大人民摆脱贫困和饥饿的粮票，在现在这个大好的时代，也好象很害羞似的，羞答答的退出了时代的大舞台。

如今，人们更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了啊，天上长翅膀的除了飞机，地上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凳子，人们几乎什么也敢吃，也许是以前饿怕了的我们要报复，要弥补吧，哪怕是吃出了“非典”吃出了“禽流感”吃出了“口蹄疫”也丝毫不怕，依旧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照吃不误啊，也不知今后还会吃出些什么乱七八遭的怪病来？哎，我想现在要是有一种新的粮票就对了啊，规定哪些东西可吃，哪些东西不可吃！

最近，年幼的侄儿到家中玩耍，偶然从我抽屉里翻出一张我收藏的当年的粮票问我那是什么，我高兴的告诉他，那是一段历史，一个缩影，一个今天幸福生活的最好的证明，希望我们都要好好珍惜！

都要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