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是倭人？”

“对，我觉得你是倭人。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聊聊。”

傅远山和岛津对话着。实际上岛津可以说汉话，虽然口音很怪，语法也有些问题，但两边大体是可以交流的。

“原来是这样”几句交流之后，傅远山就意识两边在思维上几乎是畅通的，他也意识到了产生这一切的关键：

作为大封建主，作为萨摩藩的藩主，他的汉学造诣并不会很差。因为江户幕府的“国教”就是朱子学，也就是仁学——换而言之，就是儒教。

儒教这个概念相当模糊，许多时候“儒”并不能被称为宗教。但是在朝鲜、日本和越南，朱子学确实是被当做是宗教一样的存在。因为儒教这个宗教，在这里确实是其存在的必要：它可以排佛抑释。

佛教在朝鲜、日本和越南都是当地要面临的相当现实的问题。晦明苦短，道阻且长，“苦”必然存在，人们总是需要在精神上解决苦的问题才能面对这个世界。由此，宗教也在社会中存在了必要的一席之地。而在整个世界岛的东部，占据这一生态位的就是佛教。

在如今的大明，一切威胁人类生命延续的苦难即将得到解决。但在过去，这一苦难却难以言说。

佛说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有种种求不得的苦。佛教排解了苦难，便占据这一稳固的生态位，历史上为了崇佛而毁弃世俗生活的大人物不胜枚举，而且屡禁不止。因为说来说去，佛教只是一种排解苦的手段。禁绝佛教也只是扬汤止沸，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苦难，就一定会有人想要寻找排解苦难的手段。

佛教在整个世界岛的东部都和当地的大小朝廷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宋朝达到了颠峰，并且掀起了佛道之争。但解决佛道之争的，并不是更强的佛教和道教，不是更强的辩经，而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一个根植于文化底层的远古杀器——儒教，被程朱理学重新搬了出来。

在佛教对苦的排解进行研究时，程朱理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程朱理学不关心你是往生天道还是堕入无间地狱，程朱理学根本就不关心你的内心世界。程朱理学不关心苦本身，程朱理学只关心一件事——苦的表达。

程朱理学不关心“苦的排解”，程朱理学只抑制“苦的表达”。它关心的是，“你对苦的表达”，是否突破了礼的边界，是否影响了你在天地之间所应该履行的责任，是否违背了“天理”。

换而言之，在礼的边界之内，你对苦的表达是自由的。不管你崇信佛教也好，你喜欢去秦淮河喝花酒也好，你喜欢女装小男孩也好，哪怕是你自己喜欢女装也好，这些全都是你的个人事务，全都是细枝末节。只要你不将其表达出来，这一切都在礼的范畴之内。

在这个框架下，你可以继续笃信佛教，可以隔三差五就去佛寺里逛逛。但只要你将其局限在个人事务，而不影响他人，那就没有人会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