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初年的国子监，可并非是后来那个“破落不堪的穷酸衙门”。此时的国子监，可是把持着比开科取士更能“一步登天”的路子，“监生历事”。

明初定制，国子监生学习至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实习吏事，称“历事”。实习三月，经考核，上等者报吏部候补，但须回监再学习一年，始正式授官。

这项制度若在后世看来，其实比之遗毒甚广的“八股”，还要更加科学有效的多，在国子监学习，在各部历事，可谓是在封建时代的人才培养上，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了。

毕竟经过实习的监生无论如何，也比那些只知道寒窗苦读，一朝得中直接“授官”的进士老爷们靠谱的多。

然而无论多好的政策，也难免被底下的人唱歪了经。监生授官虽需要通过历事，但总归是比科举考试要来的容易得多。于是自洪武年后，便有许多人挖空了心思，想方设法的将自家的子侄安插进国子监之中。其中不乏高官勋贵、名门豪绅之后。

数代之后，国子监监生便大都是此类人等了。非但没什么真才实学，平日里只知斗鸡遛狗、虚度时日，监生人数也是日益冗滥。历事名额僧多粥少，真正有真才实学的监生，出路也渐渐困难。

故而到了正统年间，历事制度便被废弃。

但此时尚是大明初年，由监生而为官者的人数，并不比恩科取士的人少。国子监祭酒一职，把控国子监上上下下，即便只是挂名，那也属于是“权重”那一类的官僚了。

老朱莫非，是想借着自己，把控官员的拔擢渠道，让“满朝官员，尽出朱门”。而文官们正是因为嗅到了危险，因此才决意反对，杨训文甚至因此，不惜顶撞圣躬？

朱老五感觉到了麻烦的气息。

诚然，老朱想要处理朝堂上的这些昏官，朱肃是赞成的。洪武初年的这些文官们，那当真是没几个能是好东西。

这些人，大多都是自元末改朝换代之时，“顺其自然”的投诚而来，亦或是出自那些在元末乱世，还能读得起书、上得起学的豪门大户。

元末朝廷腐朽，百姓民不聊生，然而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即便大元天下已经洪水滔天，却也淹不着那些高高在上的衙门官吏；以及那些家中良田千亩、奴仆如云，自号“耕读传家”的老爷们。

这些人，虽身在大明，但是其中，可是有不少人仍旧“心念旧朝”的。大元朝廷虽然入主中原百年，但始终当自己是个外人，只想享受这中原华夏的江山，压根就无心治理地方。

终元一朝，对于天下官吏的管控，那是最为宽松的。《皇明祖训》曾言，“大元以宽失天下”，对于天下百姓与官僚，几乎就是散养。甚至于最为关键的税务，采用的都是极为落后的“包税制”，将税额摊派给官员甚至商贾，只要你们能将税额如数上缴，我大元便懒得管你。

也正因此，官员们往往肆无忌惮，压榨百姓。终元一朝，对百姓压迫之酷烈，可称前所未有。官吏甚至是商贾都能对百姓随意拟定税额，肆意盘剥，老朱的父母，便是死在了“包税”的官商凌逼之下。

可笑后世网络之中，还有因为这一个“宽”字，而大肆曲解，鼓吹元朝“宽仁”的。此类人，怕不是生来就长歪了屁股。

元朝时，百姓们虽食不果腹、家无恒产，但官僚商贾们却是吃的满嘴流油，从来没有这么富裕过。因而如今的大明官吏，甚至是乡间的商人豪绅，“心念故元”者比比皆是。

毕竟人家孛儿只斤老板这般大气，你朱老板却是抠抠索索，贪污个六十两银子就必须杀头。当官当的这般憋闷，还不许爷儿们缅怀缅怀昔日的阔绰？

更有阔绰惯了的，偷偷瞒着老朱，照旧制循旧例盘剥百姓的，其为数亦是不少。

历史上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是老朱要对付相权和淮西官僚；而空印案郭桓案，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此类大元旧吏。寻个由头将这些坐歪屁股的大元旧吏全部换了，非但不是什么“残酷暴虐之行”，反而是爱民护民、巩固国本，是唯有老朱这样的开国皇帝，才能做出的大魄力之举。

只可惜官字两张口，封建时代的百姓阶级又不会发声，因而才让那些著书的说史的，乃至清鞑之流肆意抹黑。

如今老朱想要把持住国子监的官员拔擢渠道，变相削弱这些故元官僚的影响力，朱肃当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