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定南大洋的归属，邵勇让晓阳带人把莆和苇子割了。自己和道明去刘柳镇医院看罗婶。

罗婶送到镇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如今转移到特护病房观察。罗木匠入院吊了瓶点滴，当天就痊愈了。胡大夫、文明和派去护理的妇女，当晚就被罗木匠撵了回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罗木匠胡子拉碴，面容憔悴。本就营养不良，现在腮帮子塌了坑，明明四十岁上下，看上去却足有六十多。邵勇和马道明见了，互相递了眼色，心里暗自长叹。罗木匠并不见外，把哥俩领到特护病房。说是特护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单间，屋角置备着氧气瓶。罗婶死人一样躺在病床上，全靠扎葡萄糖维持生命。

邵勇和道明背着罗木匠商量，都觉得干等着不是办法，相跟着去找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和院长也正在为此发愁。院长和主治医生交换过意见，对邵勇和文明说：

“像病人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医院小，技术、设备有限，赶紧转院吧！”

至于往哪转，邵勇和道明不好拿主意。几个人一起回到病院。罗木匠听了，眼里顿时噙了泪。院长不忍，主动联系鞍阳中心医院救护车。到了鞍阳医院，做了几项检查，结果第二天才能出来。安顿好病人入住，邵勇把身上的钱扔下，又从道明身上搜刮。俩人把钱凑在一起，数了数，也不到二十块钱。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南大洋穷，又不是一天两天，哪个人心里都清楚。

晚上，罗木匠哭着打来电话，传医生的话，让家属准备后事。邵勇闻讯，带着道明、文明一起去了鞍阳市中心医院。

罗婶躺在病床上，面如死灰，陷入深度昏迷。罗木匠见家乡人来，伏在老婆身上放声长嚎。邵勇、道明和文明上前轮番解劝，可罗木匠谁的话也听不进。撕心裂肺的哭声，深深刺痛了邵勇。想起罗婶的精明、善良、能干，邵勇感觉自己的心尖在滴血。

罗婶本不属于南大洋，年轻时在鞍钢工作，经人介绍跟罗木匠结成连理。在城里，有房有车（自行车），穿衣打扮，受苏联影响，相当洋气。

一九六二年，罗木匠下放，罗婶来了南大洋。理发，裁剪，缝纫，编织，烹饪，罗婶样样精通。从小到大，邵勇的头和衣服都被罗婶包了。

南大洋村穷，可南大洋人讲感情。长期压抑在邵勇心头的悲愤，此刻化作了无形的勇气和力量。邵勇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转身出了病房。他找到主治医生询问：

“大夫，罗婶得的是啥病？为啥不下药治啊？”

“我们没有先进的仪器，不知道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患者家属主述，单单食物中毒，造成患者一个多月昏迷不醒。这样的病例，我们医院还没有碰到过。”向路过打招呼的医护挥手，“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我们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不能用药治疗。如果不明病情病因，擅自开方，那不是救人，而是杀人。”

医生面带愧疚，但态度诚恳。

邵勇呆呆地站在那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腿发软。他定了定神，使劲闭上眼睛，两股晶莹的液体从眼角流淌下来。缓了缓，邵勇觉得身上又有了些力气，他想说话，却口干舌燥，下意识张了张嘴，发现声音已经嘶哑。他艰难从嗓子眼挤出几个字：

“还有救吗？”

“如果有条件，可以到盛京碰碰运气。”

主治医生谨慎地建议。

邵勇回到病房，拉起伏在老婆身上号啕不止的罗木匠。道明和文明见邵勇脸色难看，目光透着刚毅，知道事情不妙，眼睛定定地看着，谁也不出声，只等邵勇发话。

邵勇艰难地咽了口唾液，润了润火烧火燎的喉咙。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其结果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家庭的命运。他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地对罗木匠说：

“我管你叫叔，可你也是我的师傅。罗婶就是我的师娘。叔，你怕不怕人财两空？如果豁得出去，我们到盛京闯一闯！”

罗木匠抬起泪眼，哭诉：

“你婶还不到四十岁，你的弟弟妹妹还未成人，俺不怕人财两空，要死咱也死个明白！”

罗木匠一跺脚，下了决心。

邵勇留文明帮着罗木匠收拾东西，办转院手续，自己和道明去了小型厂，找马天风弄钢管扎了副担架。回来抬上罗婶就走。出医院正门，不远就是公交车站。几个人费力地搭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穿过繁华喧闹的市区，直奔火车站。

鞍阳市火车站紧傍着着名的虹桥，是一幢巴洛特式建筑，八根石柱装饰着门面，中间高左右低，中间是候车大厅，大门屋顶上，立着三个足有一层楼高，红底白边，阴刻黑体字——“鞍阳站”。

提鞍阳站的历史，那得从晚清说起。

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进程。大清国的北方邻居沙皇俄国制定了吞并中国东北的国策。为了方便拓展俄国势力，他们开始酝酿修建贯穿东北的铁路，把远东重镇海参崴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铁路东段连接。

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一八九六年，沙俄趁清朝特使李鸿章出席沙皇加冕典礼，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秘约》，同意俄国修筑东清铁路。

同年十二月，沙俄将铁路擅自更名为满洲铁路，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并以取消“允给之应需地亩权”相要挟，逼迫沙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