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8月底，父亲带我去了一山区镇的中学。进入教导处，一个大概与父亲同龄的老师迎接了我们，他叫我坐在靠墙的排椅上，另外拉了张椅给我父亲，他们迎面与我对坐着，我才12岁，人小椅低，感觉被两个坐着高椅的大人压得浑身不自在。
那个老师是教导主任，姓梁，闭嘴时五官端正，可说话时嘴总是往左边歪。我父亲拿出了我的转学证明及小学毕业证书给他，他一边看一边毫不客气地说，成绩差评语又差，小学阶段你一定是无心向学的了。
我胀红着脸不出声，但嘴巴还是要向他作出不自然的羞涩微笑。心里在骂五年级时那个班主任，他叫我当副班长，可能是在一次自我批评座谈会中我既不批自己也不批别人，老是趴在桌上不理会他，不听毛主席的话，牟其职不牟其政，令他失望，所以他把我的评语写扁了。
父亲解释着说，家在偏僻山村，贫穷落后的山村小学什么都差，又受“文革”的影响，劳动的多，孩子都比较野性。
梁主任见我不吭声，于是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抬头瞥了下他的歪嘴，心想，明知故问，那些资料不是明写着吗？但我还是低回了头简单的回答：叫阿废。心里嘀咕着，我在高垌小学的成绩并不差，你这个梁主任损我。
父亲一味的对着梁主任解释，山野小子未曾出过远门，怕羞，不太敢说话。我在心里反对着父亲：不善于说话是真，但与山村出身无关，遗传，你知道吗？我看你与别的大人交谈时的笨拙样就闷，还说我？沉默的我，思想却极其活跃。
梁主任回应我的父亲说，小孩子大都是这样，可习惯了就口多。随后他换了口吻象是语重心长的对我说，阿废，读初中不比小学，现打倒“四人帮”了，要修心养性，用心读书，遵守纪律，听到吗？
我点点头，知道他同意我在此校读书了，忙挤出笑容说，谢谢梁老师梁主任。话又说回来，我心里想，不用你梁主任担心，我喜欢读书，成绩保证不会差，你不能老是拿着我小学时的成绩单来看死我。
我父亲露出真诚的对着梁主任说：我担心他，我千头路远从台山调回罗定，就是记挂着这孩子的学习，若再放任他，将来真的变废人了。
父亲要求我在校食宿，我只得同意。清楚的记得，那时初中的学费是4块5毛，交了大约16块多包括书学费住宿费工友费班会费等的钱后，梁主任安排我在初一（1）班，班主任是教数学姓谭的女老师。
镇政府的所在地建于连绵群山尽头的山脚下，依山而建。经一个陡坡公路上去后从冬瓜楼开始往里伸，不到十米宽的街道，瓦房木楼建筑，充其量只有二百米深，尽头那边已是流水潺潺的山涧。我父亲就在这不象样子，没有墟市，当时称作人民公社的农行上班。
街道中有一个爬山的石级缺口，登台阶后横过街背那条盆山公路，再登石级而上，右边依山而建的依次为卫生院与当时的人民公社。一路往上，检阅着两旁种植的比人高的梯级木薯林，登上二百多级石级，到达半山腰就是我就读初中的那所中学。
清楚的记得，石级尽头的右边有棵玉兰花树，它总是那么的茂盛与清绿，和着山风，摇摆着枝叶欢迎着登上学校的人们。
校门前是一块用石灰黄泥沙混合打造出来的小场地。右边是一个制茶的校办小厂，有揉茶机及炒茶镬。小厂的背后，右边缘是一个坎头，学校倒垃圾的地方。左边的边角，石级落差少许，是一个木棚结构的厕所，棚底是一个长方形的裸露大粪池，棚上用木板隔开，棚中穿孔，蹲在棚上大便，可以清楚的看见自己或相邻的人所拉的屎尿高空往粪池里掉。
学校的主体建筑是典型的“勹”形状，那一“丿”是厕所，一横的正中是校门口通心的厅，穿过厅便是大操场，厅左右两边分别有对称的两间教室，右边连着的那一竖，是一排的教室，那一勾，是食堂。食堂的左边及后面又是山坡，那些坡地，是学校勤工俭学的种菜用地，再仰首眺望，就是高大陡峭的群山。回到左边的厕所直往里，也就是说大操场的左边，是比人还高的坎，长着不规则的树，为了使操场的球不至于滚下山去，只能用发动学生交来的竹和木条编织成栏挡住。坎头的尽头与山坡交界处，开挖了一条车道与盆山公路相连，它可以驱车绕道驶进学校的大操场。
学校的主体建筑都是有骑楼的两层木棚瓦房结构，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宿舍，宿舍可以清楚的看到横跨的金字架、横樑和瓦底。
延续着“学制要缩短”的时期，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学校开设初中与高中。沿着盆山公路翻过山那边叫南山的地方，学校有百来亩的茶山和一亩来的农田，读书阶段也要兼顾学工和学农。
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星期日的下午，莘莘学子挑着一个星期要交的干柴和5斤6两的大米，步行回到学校，待到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又匆匆起步回家。
我是不太愿意在校食宿的，因为离父亲的工作单位只是那二百多级台阶那么近，又有地方可以住。学校的伙食实在是太差了，每餐的菜钱只是一分钱，一个星期，五天再加星期六的早餐和午餐，共6餐白粥和11顿饭，总共才收取一毛五分钱，经常是四两白饭，没菜。
可父亲说过，每月工资才五十来块，若在农行开饭两人要支出近三十块，家里还有妈妈和二弟一妹，生产队两造的超支款也不少，开支大，为了减少开支，我只能在校食宿。
开学，父亲为我买来了柴，籴了米，我象所有的在校住宿生那样，于星期日的晚上挑柴米回校，连同一毛五的菜钱，分别交给管柴米和管菜钱的二位伙房工作人员。
记得入学的第一顿饭，父亲为了鼓励我，他在农行为我开了一份猪肝瘦肉汤，中午放学，我飞快的跳下那二百多级台阶，用饭盆装了回校，可当我回到学校时饭已分完，我问伙房的，伙头军帮我查，原来我的饭被分到第n个木桶的8人组，木桶空空如也，那7个人共同分吃了我那份饭。无奈，异乡的我，还处于12岁的童年，又未认识一个人，想牛也没得牛，惟有用手擦眼泪，挨饿一餐。
离开了家，要独立生活，我学会了坚强。环境造就了我遇着困难也不愿意吭声，也不愿意向父母或别人诉苦，往往是自己咬紧牙关一一挺过。
入学后我发现有很多老师都上了年纪，而且是外地人居多，单身的在学校住宿，原来他们有些在文革曾经是“臭老九”或右派，刚摘除帽子复职被“充军”来这里的。那个满头白发红光满面脸带慈祥的英语老师听说曾做过国民党的翻译；那个高瘦的教地理历史的奎老师看似六十多岁，体弱多病，经常坐着椅子为我们上课，写黑板的手颤得厉害；还有一个教物理的胡老师我入学不到一年就病死了。这些老师听说都有“黑”背景，在学校很少见到他们的家属，可他们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
谭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她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可也已是一个有一岁多孩子的母亲了，她比较忙，但学校老师奇缺，朱校长也只得如此安排了。
我对数学特别感兴趣，对所有的科目都认真学习，可能谭老师是班主任的原因吧，也可能是我在入学之初已暗下决心，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学习砸了，要为自己争口气，不能让那歪嘴的梁主任看扁了的原因。
数学，我分配了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主要是题海战术，在这上面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善官场型的人才吧，他拿出了保存完好的解放前他在省立八中读初中时苏联版本的教科书来给我，并亲自辅导，我在父亲的单位宿舍将那本厚厚的、大大的、因时代的久远而存放得发黄的数学课本的练习题做了个遍。
课堂上，谭老师讲完课必在黑板上写出即做练习，要求学生用草稿试做，然后由她讲解或提问，每次，谭老师必来我的课桌旁，我每次做练习的速度都快得惊人，往往她在黑板上写完题目放下粉笔走下教坛这瞬间我已完成，这令她吃惊，久而久之，她视我为聪明的孩子，课堂对我提问的次数也特别多，平时对我偏爱有加。
谭老师的家就安置在她丈夫的工作单位——邮电所里，邮电所与我父亲工作的农行只隔一条二米巷，是真正的邻居。同住木棚的二楼，声音透过错开的窗户，虽不见其人，但往往可以听到谭老师的声音。
我在校的表现，父亲很容易的就会从谭老师那里获得，所以我不太敢违反纪律。不过，从父亲口中反馈回来的消息得知，谭老师大部分都是夸奖我的，每每说到数学，谭老师说我悟性高，一点就明，理解能力特别强，习题做得又快又好。当父亲转达谭老师对我在课堂上的良好表现时我的心象吃了蜜那样甜，觉得自己在数学方面的投入值得，我浑身充满了动力，夸赞的声音更激发了我对学习的兴趣。
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的悟性并没有象谭老师认为的那么高，只是自己将勤补拙得来的结果罢了，不过我乐意他们这样认为。
张老师教我们的语文，他是刚分配来的年轻人，是否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的我不知道，反正初一级往往都是新教师锻炼的课堂，因为一九七七年的冬天，邓小平下令中国恢复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那些有经验的老师都去教高中或初二了。
语文的成绩我时起时落，不稳定，其实语文我也很努力去学的，但总觉得语文不象数学那样有条理性和连贯性，觉得它很散，找不到学习的套路，要想保持它的好成绩很难。透过语文的成绩，暴露了我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
语文有死记硬背的成份，这是我的弱项，可张老师对我好，重视我，想把我的语文成绩稳定在班的前茅，他经常对我进行重点辅导，还信任我协助他改作业，提示我善于从众多同学作业的对错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增强记忆。
我感觉到，自己的语文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壁，首先自己丑陋的字体已给自己当头一棒，尽管自己坚持不懈的练，可始终看不见进步，其次在一次测验中把大树的“树”字写成了“又木寸”这被学习好的一个同学取笑了我很久，我发觉象这样的错误在自己的作业中时有发生，这对我学好语文的信心打击很大，我讨厌自己太差的记忆力，也觉得对不起对我重点栽培的张老师。
杨老师教我们的英语，当时中学刚恢复英语教学，升高中的英语成绩只计算所得成绩的30%，山区的学生都不太愿意学，在那个闭关锁国的年代，觉得学了也没用，也不知道该怎么学怎么记。当时到处都缺英语老师，杨老师无心在此山区中学教，不久他就调走了。
我对英语的兴趣源于好奇或好玩，记熟几个单词几句口语为的是可以在众多同学面前哗众取宠，反正都是鸭子听雷，叽哩呱啦几句，炫耀一下自己，引来同学羡慕的眼光也是一种乐趣。
我座位前边的那个女同学，因为与我同姓，她不怕诽言，不避嫌什么，总是大胆的回过头来问我这问我那，特别是问我怎么记英语单词，我说口里拼手里写就可以记住了，她亲自考了我很多，我也乐意给这个女同学考，异性之间互相促进的动力真的是强大，曾一段时间致使我日夜回味着被她考的那些日子。
为了应付她的考，我不得不在被窝里也要将课本的内容回忆个遍，不能被她考倒了，要保持她对我的良好印象，朦胧中异性无形的鞭策给了我原始的动力，英语就这样学入门了。
初一阶段，在和此女同学关系好的时期，有一次张老师布置作文，要求写一个勤奋好学的同学，我在她的一片反对声中一意孤行的写了她，我觉得她发怒的样可爱，写了她许多好的方面，全文都是褒奖她的内容，我是一边写一边告诉她内容的，觉得她娇嗔的反对声好玩，写到最后她却表示了沉默。
文章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了，虽然写得幼稚，但张老师说写得朴实无华，真实感强，少年儿童阶段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也是可以的了。
经张老师在课堂上这么一读一讲解，可苦了这个女同学，我写的是真名实姓啊，从此，这个女同学再也不理我了。
没有察觉到情愫变化时，少男少女之间的交往是纯真大方的，可以自自然然的说说笑笑，可情窦初开后，往往会腼腆的回避对方，压抑着心中的骚动以求外表的平静，起码我就是这样。
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捡拾了书本，连同那篇作文一起拿回了农行，进入营业所，照例要向爸爸的同事们打招呼，我爸下乡去了，经常捉弄我的两个年青叔叔抓住了我，不让我那么快进去，他们抢过我的书本，把我写的那篇文章也抖了出来。
叫裕叔的那个当众读了我的作文，我羞得无地自容，他们问我与这个女同学是什么关系，说我小小年纪还未长毛就学追女仔，我抗争着，雌口否认，他们不由分说，硬是说我人小鬼大在校拍拖。另一个谭叔恍然想到了什么，说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很熟，啊，想起来了，是某大队支书之女，下乡信贷时见过，也是读初一的，哎！你这小子真有眼光。
从此，我心中好象有了鬼，不再和这个女同学答话了，这篇该死的文章抹去了我本来纯真无猜的同学情谊，那两个该死的叔叔诱发我使我萌发了朦胧的情，在那个人性被压抑的年代，步入少年的我，误认为是羞耻的，从此，我与这女同学彼此再也没有言语了，随着青春期的发育，整个初中阶段，我竟然再没有勇气和别的女同学闲聊过。
那时刚恢复高考，虽然重心已转移到了文化课的学习上来，但劳动还是颇多，学校半工半读时遗留下来的茶山、农田、菜地等还未移交，还需要管理与耕种。
记得第一次採茶，谭老师在班上说过要自备袋子，我问父亲要，父亲给了一个枕头套子我，出发时我发觉同学都挎上了行军袋，而我却把枕头套折叠好装进了裤袋。背着茶筐的谭老师问我你的工具呢？我只好把枕头套拿出来，花花绿绿的袋子引来了同学的一阵发笑，谭老师问我是否採过茶，我老实的说没有。谭老师再也没说什么，而是叫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到了茶山，我是重点帮教对象，谭老师耐心的说，耐心的示范，说这是一牙一叶，这是一牙三叶，这是一牙三叶同等嫩度的阴枝、对夹叶，也要採，我们採的是一牙三叶及其同等嫩度的阴枝对夹。採茶的手势熟练的应该是两手一起採，你这个没有挎带的枕套不好用，下次要换个挎包来，当然最好的是象我背着的这个茶筐。
整个的下午，我才採了9两，而别的同学都採有2斤以上，可谭老师在班会上却表扬了我，说我耐心好学，从不懂到懂，精神可嘉，难能可贵。这言过其实的表扬反倒使我不好意思起来，浑身不自在，心想谭老师你对我偏爱也不能偏到这个程度啊！更为难受的是，课后有个别同学变着音调学着谭老师的说话冷嘲热讽，我不知他们是恶意还是玩笑，反正我听了不是滋味。我没有理会他们，权当他们放屁。
我也是山区长大的孩子，採茶确实生疏，但其它农活驾轻就熟，为了扭转同学误认为我是公子哥儿的看法，在农田劳动和菜地劳动中我都尽量表现自己，谭老师要求的劳动程序和做法与我读小学时候的劳动差不多，我很快就融入了同学集体的劳动之中，起码他们不会认为我碍手碍脚，而是变成了他们得力的一员。
最喜欢的是菜地劳动，学校的菜地就在伙房旁边延着操场尽头的山坡上，一块块按班级分开，每天早餐前及下午课外活动课每个班级都轮着安排一、二个小组管理，包括收菜、整地、种菜、淋水等。
班会费的来源大部分来自于卖菜，当然不能外卖，卖给伙房的蔬菜为每斤3分钱，葱蒜为1角，收成时往往各班都丰收，我们住宿生就吃怕了菜，可没菜收时往往全校各班的菜地都一齐空空如也，有时只能一段时间都吃咸菜或根本没菜吃，每星期1角5分的菜钱买不起外面的蔬菜，开学之初，吃白饭的机会就多。
谭老师第一次观察我挑水淋菜时，发现我挑得是那样的熟练和自然，于是和我聊了起来，谭老师说阿废，想不到你也会挑担子。我说谭老师，我父亲虽然有工作，但是我母亲是务农的，我不是城镇居民，只是随父亲来此读书而已，家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农民的儿子哪个不会挑担子的？于是我与谭老师说了我的童年岁月，包括我的家常事我的小时候我过去和现在的学习以及我的父亲。
我不知道谭老师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说了以后心情舒畅了许多，劳动和学习都一如既往的积极。我和小组长班干部以及其他同学都好了起来，我也不忌讳什么，在同学面前也一样把自己的童年岁月说开去，象对谭老师说的那样说说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过去。
同学也需要交心，通过互相了解才能增进友谊。小组长姓李，见我淋菜积极，主动和我好起来，他是第一个听我说家乡故事的同学，听后他曾对我说过，未了解你之前觉得你很高傲，以为你是街边仔又自持学习优秀看不起我们农村的，不敢接近你，原来你与我们一道也是贫下中农。我说我的家比他的也好不了多少，可能小学阶段我干的农活比他还多，他相信了。后来，在宿舍里我也与许多同学沟通了思想，自然大家就成了好朋友。
在校住宿的同学全都觉得吃不饱，肚子饿，当然包括我在内。住宿的同学于星期日回校时除了挑要交的米柴外，还往往会多带一、二斤米回来，街上的饭店可以用米换面包，还带花生油、盐回来自己添加拌饭，有些还用玻璃瓶装着些煮熟的梅菜猪肉回来吃上几天。
而我由于家不在这，母亲不在身边，父亲又不会过多的关心我的生活，所以没可吃的东西带回校，只是星期六的下午及星期日的两餐在农行单位开饭算是改善生活了，但还是觉得吃不饱吃得不满足。在饥饿中我往往想家，在高垌，家里的锑煲永远盛装着粥，饿了随便吃，锅里有蕃薯芋头，随便拿，灶台上油盐酱醋属于自己的，要添加就添加，在家可以随心所欲的煮菜炒肉焖豆腐，家里还存放有黑榄角咸菜萝卜干，想拿就拿，方便得很。而在这，只是父亲的单位，一间几平方米用木板隔开的木棚宿舍，自己永远是客人。
放学后，住宿生的第一要务就是拿来自己的饭碗在伙房门前的泥地集中，跟回同一饭桶的8人，轮着1人进伙房把属于自己编号的哪桶饭哪桶菜提出，8个饭碗往地上一摆，一碗一瓢每人四两米饭就此分开。
都拿回二楼的棚板宿舍吃。宿舍也是教室那么大，一张几乎占满了宿舍空间的木板大平铺床分上下两层座落在中间，靠墙的四周是通行，一个宿舍可以住上60人或更多，宿舍内不单是自己班的同学。
饭拿回宿舍后，都纷纷打开自己带来的木箱，拿出自备的油盐头菜梅菜干等拌饭。同床位邻近的或老乡或好同学往往互通有无，互相交换食物，从而形成了一帮小圈子，也可以说是分工协作的几人帮，分人打饭、打开水、提水回宿舍大家合用等，避免了单干的疲劳。而我不经意间就加入了小组长的那个小圈子，当然，我没东西带来给大家分享，只能靠同学给面子，给一点拌饭的吃。
当然，我也有我的优势，山区中学的学生普遍学习水平不高，我可以说是矮个子选将了，我的作业可以给同学传抄以博得他们的好感，他们不懂的可以问我我可以作答，当然，作为回报，在吃饭时他们会主动叫上我，给我一些他们带来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