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大吃一惊：“怎么是你，杨小小！”

原来，碰见的这位姑娘，就是几年前帮我拉了一万元赞助款的那位叫杨小小的姑娘。后来她单位送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现在即将毕业。她告诉我，毕业后准备在北京发展，不准备回老家湘乡了。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便同他说了很多。说真的，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无话不说，并相互留了地址和传呼号码才分手。

我送她走后便上二楼去打长途。杨小小又返回来看了我一眼，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见我进了电话亭便匆匆离去。

唐姨在电话里告诉我，杜鹃红已去人民医院做了人流手术。我听了一惊，半晌没有说话。想起杜鹃红，我似乎看到了她那冷冰冰的且又刻薄的脸。我恨她，恨她太绝情，但又忽然觉得自已有愧于她。是她把女人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这念头一闪，我便对着话筒说：“唐姨，谢谢你。请你向她问好、致歉。”

出了邮局，眼前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种血肉模糊的东西在晃动。“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自已暗下决心。

回到住处，很惊讶发现东方一笛正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见我进来，忙站起来说：“我等你好久了。”

“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吗？”他有些不自然地笑笑。钟离东倒了杯水给他。这时，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下周他要去采访国庆45周年大庆的准备活动。

我心里不平静了。回想往昔，自已那趾高气扬、那青年作家的光环，办报、交友、到处参加笔会，无不出尽风头。而东方一笛、钟离东虽然有文凭，但比起自已来，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而已。虽然如今世易进迁，风景大有不同，但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大翻覆与大反差，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

当然，我羡慕之余又感荣幸。毕竟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朋友。友人的荣耀，也就是自已的荣耀呀。在家乡，我不就曾有有意无意地向杜鹃红提起过东方一笛、钟离东他们的名字吗？虚荣之心，人皆有之。知道自已有点阿q，但心里毕竟享受了一种虚荣与满足。

东方一笛听了我所说的工作。很认真地说：“北京外来人口有300多万，高学历、有特长的人很多，要找一个差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湘辉呀，机会还是有的呀。我想不管什么差事，只要你自己觉得轻松就可以了。我采访过一些刚来时收破烂、捡垃圾的人，他们才真是不容易，可他们每年也能‘弄’过一两万回去。我有一个叫司马义雄的画家朋友，他在这方面很不错，今后有机会把他介绍给你。你要多体验、积累生活，这对你有好处。”

我认为这番话对我来说有点刺耳，但的确有点道理。

东方一笛也是位业余棋手，吃完饭便与钟离东对奕起来下到最后，一个劫处竞争夺了上十次，可见两人的棋艺相当。

我在旁边写日记，读小说。不过自己心里老是在想，钟离东为什么每次同东方一笛在一起，话题就少了呢？我想起了这么一则童话：

一个桔红色的茶杯摆在客厅的一张桌子上。一天，茶盖对茶杯说：“茶盖，我每天都给盖着，你呢？怎么一点儿也不谢我？”茶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还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茶盖听了，说：“我再也不给了，你自己盖去。”说着，茶盖就从茶杯上滚下来，玩去了。

这一天，茶盖走到卖茶杯的商店里，看见有很多比它大的茶盖哥哥、姐姐，茶盖们看那桔红色的茶盖“你是谁？你不是我们商店的，快滚！”茶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茶盖听了，惭愧地离开了茶店。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弟弟朝茶盖一脚，把茶盖踢到一个蚂仪洞旁，洞里的蚂仪见了，就说：“兄弟们，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漂亮的玩意儿，快来呀！”茶盖听后，连气都喘不过来就走了。

茶盖滚到半路上，看见蚂蚁没来，就停下来。茶盖一边喘气，一边说：“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去过个平安日子吧！”说着，就滚向自已的家了。

茶杯见茶盖回来了，连忙去迎接茶盖。茶盖也滚到茶杯面前说：“茶杯，世态炎凉啊，我再也不出去了。”从此，茶杯和茶盖相处得更好了。

我认为钟离东和东方一笛的关系，或许就像这茶杯与茶盖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吧。

［第三章完］